“文财神”范蠡的经商绝学：不要盯着钱，而是盯住这个盲点

公元前四百六十八年，齐国的海边。范蠡看见仆人把发霉的桔子倒进海里。他刚刚从越国大夫转变成为商人，这一次遭遇到了第一次大挫折。原本打算把南方的桔子运到北方去赚钱，结果因为航程出现耽误，桔子全都烂掉了。咸咸的海风夹杂着果实腐烂的气味，但是他却在账本上写下“物品的生存与死亡，是时间的原因也是命运的原因”。这一次的失败让他想出了一句话，这句话在之后中国商业史的两千年时间里都有着影响，也就是：和时间争夺利益，向土地获取财富，不如跟从道义一同前行。

若要讲清楚范蠡的道，就需要先说一说他离开越国时的选择。勾践给了他会稽山三百里的封地，但是他却偏要带着西施乘船出海。从表面来看是为了躲避灾祸，而实际上隐藏着更为深入的谋划：那时候诸侯们相互之间进行打仗，盐铁的专卖权都归属于贵族了，而海边的鱼盐、齐地的桑麻正好是权力触角所够不着的空白区域。他对于这种政策空白地带的敏锐察觉，比他辅佐勾践时所采用的十年生聚的国策还要厉害。另外范蠡最为厉害的地方是将政治智慧融入到商业的节奏之中。他在齐国改名为鸱夷子皮，用酒囊能够屈能伸来作为自己的名字，暗暗契合《道德经》里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后来司马迁写《货殖列传》的时候特地点明：范蠡能够三次赚到千金，关键之处就在于价格高的时候把东西像粪土一样卖掉，价格低的时候把东西像珠玉一样买进。别人贪婪的时候他感到害怕，别人害怕的时候他贪婪，比巴菲特早玩了两千多年 。

我认为范蠡的待乏原则非常厉害。夏天囤积皮袄，冬天储备薄纱，水灾的时候准备车辆，旱灾的时候建造船只，这种反周期的操作看起来简单，实际上需要对抗人性当中的从众焦虑。有一次他带着儿子们去看粮仓，指着谷堆说，商战如同春雨，默默地滋润万物，等到所有人都看到雨滴的时候，早春的种子早就已经烂在地里了。他对于市场情绪盲点的把握，比任何技术分析都更加贴近商业的本质。

但真正使得范蠡与一般商人有所不同的，是他对流通极为着迷。在那个时候定陶有商人将奇货囤积起来，蜀锦都放置到发霉了也不降低价格。但是范蠡却主动把库存的绸缎赊借给游牧部落，并且约定在秋后用牛羊来抵偿账款。这种物物交换的做法，不仅让死资产活动起来了，还在草原和农耕区之间编织出一张隐形的贸易网。之后他发明了十六两秤，用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再加上福禄寿三星当作秤星，短斤少两的人自己折损福寿，诚信被他营造成为一种信仰体系。

值得去思考的是范蠡散财的逻辑。他三次把自己的家财全部散出去，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在道德方面进行表演，而实际上是更高层次的风险控制策略。有一年齐国出现大旱情况，他主动降低佃户的地租并且还开设粥棚，在那之后第二年有很多流民成群结队地前去投奔他，这就为他开拓新的商路提供了足够多的劳力。这种社会资本的积累，比账面上的利润更能够经受得住经济周期的波动。如同现代学者所研究的那样，范蠡的慈善行为本质是预防性的投资，通过维护社区的韧性来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对冲。

或许可以这样来看，范蠡的绝学本质是时空套利。他选择陶作为根据地，是因为此地处于天下的中心位置。而更为关键的是他看中了各国法律的不同，当时晋国禁止铜器流通，齐国限制马匹输出，他却偏偏去做跨国的金属和牲口贸易，利用政策的差异来进行合规的套利。这种玩法需要商人如同候鸟一般去感知气候的变化，所以难怪他在晚年总结说，治理产业如同观察天象一样，天气的阴晴圆缺都有一定的规律，只有知道天时的人才能趁着时机向上发展。

现在重新阅读《陶朱公生意经》，可以发现最为珍贵的并非具体的技法，而是将商业视为生态系统的那种视角。当同行聚焦于秤杆上的毫厘差异的时候，范蠡正在对产业组合进行调整：养鱼的时候用鳖来净化水质，卖马的时候顺便运输布匹，甚至让西施带领女子种植桑树进行织锦，把生产线铺设到消费终端。这样的一二三产联动的模式，如同预先演练了现代的产业闭环。

答案实际上就隐藏在范蠡对齐王的答问之中。当被问到致富的方法时，他首先表示水畜排在第一位，随后又补充说明只有土地能够包容万物从而形成一个整体。这种将土地视为生命共同体的认知，也许就是他对抗商业短视的最终武器。其他人都在忙于计算当前时期的利润，而他却在培育能够不断产生财富的土壤。

在两千五百年之后的人工智能时代，绍兴的企业家们仍然在探讨范蠡的思想和人工智能的结合。这如同定陶古城墙上的苔痕，商业的工具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是很多有关周期、人性以及共生的智慧，仍然如同星斗一般为迷路的商船指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