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清晨,太和殿前文臣武将身着朝服,静候皇帝的出现。晨曦从东边慢慢爬上汉白玉台阶,却始终照不进那扇紧闭的宫门。
这已是万历皇帝连续第三年缺席早朝。
朝野上下,紫禁城外,议论纷纷:“皇上又不上朝了。”
只是他们或许并不知道,皇帝不上朝,不等于权力下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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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明朝万历皇帝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他十岁登基,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只是在这漫长的统治岁月中,竟有近三十年时间这位皇帝从未上过早朝,朝堂形同虚设。这也使得后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有人视他为慵懒、怠政、逃避朝政的君王,甚至有了“明亡于万历”的说法。
可话说回来,他这么多年“摸鱼”,还能将大明江山稳稳攥在手里,他当皇帝期间既没出现权臣篡权、地方割据的乱局,还能发动万历三大征这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这是一个昏庸无能的君主当朝该出现的局面吗?因此也有人认为他是以独特方式掌控朝政的权术高手。
朱翊钧的继位颇具戏剧性。他本是明穆宗第三子,生母李氏原是普通宫女。在两位兄长相继早夭后,这个意外得来的皇位才落到他头上。
年仅五岁时,朱翊钧就展现出超乎常人的聪慧,能够劝谏父皇不要独自骑乘,对于 "母后" 更是恪尽孝道。
陈皇后患病期间,小万历不仅随生母一同侍候起居,还在进出坤宁宫寝殿时表现得轻手轻脚。这些举动为他赢得了宫廷上下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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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六年(1572 年),十岁的朱翊钧登基成为万历皇帝。年幼的皇帝受到了全方位的 "培养"。
李氏对他管教极为严厉,不仅规定庚时起戌时睡的作息时间,还与他同吃同住,让儿子在眼皮底下工作、学习和生活。
身为首辅兼帝师的张居正,更是将万历视为需要严格教导的学生,时常 "呵斥"、"色勃"。
"大伴" 冯保拿着太后的尚方宝剑,对万历进行 "无微不至" 的关怀,若小皇帝稍有言行不当,就会向太后报告,太后则会给予重罚,有时甚至能罚跪个把时辰。
这样,太后至上而下,张居正、冯保至下而上,形成了一个督促铁三角,将一个紧箍咒戴在了小万历头上。
虽然贵为皇帝,但由于缺乏自由,万历的幸福指数,还比不上一个地主家的少爷,甚至连赏赐太监、宫女的钱都拿不出来。
这种成长环境自然形成了万历谨慎、怯懦,还有点小敏感的性格。
不得不说,李太后和张居正十年的 "棍棒式教育" 还是很成功的。亲政以后,有人看着,他并没有表现出大权独揽的张狂与放任,仍然热爱学习,治国勤勉,并不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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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就不得不提万历的 "一夜情"。张居正去世前一年,他给太后请安时,也许是荷尔蒙的长期压抑,一时没忍住,把太后宫中的一个宫女给 "就地正法" 了。
本来这事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觉得很没面子,可没想到的是这宫女怀了龙种,他本不想认,但太后逼着他认,闹得是人尽皆知,让他感觉很难堪。
后来孩子出生了,即便是他的长子,可他并不喜欢,后来他的爱妃郑氏为他并生下皇三子朱常洵,他爱屋及乌,对老三极为喜欢,还想将储君之位给老三。
群臣不许。他们利用万历的软弱,不断打着各种旗号,以谏诤的名义,全方位支持朱常洛上位。这场持续多年的 "国本之争" ,最终让万历心灰意冷,觉得大臣们 "管得太宽",干脆用 "不上朝" 来对抗 。
后来他还挺喜欢不用和朝臣见面就处理国家大事的感觉,于是就有了二十八年的历史。
为何他不上朝朝堂却没有混乱?
我认为在张居正辅政期间,这位年幼的皇帝虽未亲政,却在龙椅旁默默观察。他目睹了首辅如何运作权力、如何制衡各方势力。
亲政初期,他按时上朝、召臣议事、深夜批奏,以勤政让众人习惯 "皇帝说了算",更摸清权力逻辑,抓牢批红权,即便不上朝也能掌控全局。
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万历亲政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这位曾经的老师及其势力。朝野震惊,朝臣们第一次见识到这位年轻皇帝的铁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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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实录》,满朝文武 "皆震慑,无敢言者",依附张居正者被肃清,任用申时行、王锡爵等 "听话不专权" 之人;司礼监掌印太监换成心腹,确保皇权不受任何一方的挑战。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设立了内阁作为顾问机构。内阁刚开始权力不大,可慢慢的,内阁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到后来内阁首辅都相当于没名分的宰相了。
万历皇帝不上朝的那些年,内阁可起了大作用。内阁大臣们负责处理日常政务,把各地送来的奏章整理好,提出处理意见,这就是 "票拟"。有了内阁在前面顶着,国家机器才能继续运转。
不过,内阁权力再大,也得受限制。所以,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制度 —— 票拟和批红制度。
内阁虽然能票拟,但最终拍板还得皇帝来,皇帝用红笔批示同意或者反对,这就是 "批红"。
万历皇帝连批红都不想干,他就把这活儿交给了太监。他将宦官定位为“信息传递者”和“特殊执行者”。
重要的奏折、谕旨通过宦官传递,一些不方便外廷处理的事务也由宦官负责,却严格禁止宦官与外廷官员勾结。这种“用而不纵”的方式,让宦官成为皇权的延伸,而非威胁。
太监有了批红权,就和内阁形成了一种制衡关系。内阁想做事,得看太监批不批红;太监呢也不能太过分,因为背后还有皇帝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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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深知,要掌控全局,必须有精准的信息来源。他充分发挥东厂、西厂、锦衣卫的作用,让这些特务机构成为自己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特务们遍布京城内外,监视着各级官员的言行举止,哪怕是大臣家里的私密谈话,也能精准传到万历耳中。
一旦发现有官员结党营私或心存异心,就会被及时打压,潜在威胁刚冒头就被扼杀。
在对官僚集团的心理操控上,万历采用的是一种恩威并施的策略。他利用明朝特有的言官制度,默许甚至鼓励言官弹劾官员。
这样一来,既敲打了官僚集团,让他们不敢肆意妄为,又避免了自己直接出面引发矛盾,可谓“借他人之手,行自己之意”。
这些制度相互配合,让明朝在万历长期不上朝的情况下,还能维持基本运转。
但这些制度也只能维持表面的稳定,没法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因此万历的不朝并非完全不理朝政,他还是每日会批阅奏章和秘密召见重臣等方式。
对内阁票拟,满意批 "可",不满则打回重拟,甚至直接朱笔修改。万历还用 "留中不发" 操控朝堂,从而磨去文官锐气,甄别忠奸。
万历最精明的地方,就是看透了明朝文官集团的 "死穴"—— 党争。他不仅不制止党争,反而故意纵容东林党、齐党、楚党互相攻讦,自己则像个 "裁判",坐山观虎斗,让任何一方都无法独大又不垮台,两党为争皇帝支持更显顺从,让他牢牢掌握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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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和军事是维系王朝的两大根基,万历对此心知肚明。他虽然处置了张居正,但还是延续和完善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牢牢掌控盐铁、矿业等关键产业,确保国家财政的稳定。
这些措施在经济层面巩固了皇权,即使万历不上朝,金钱的流向依然掌握在皇帝手中。
万历的“暗权术”能够奏效,不仅得益于他个人的政治智慧,也与当时明朝的特殊环境密切相关。
明朝的官僚体系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运作机制。内阁、六部和地方行政体系具备一定的自我修复和维持能力。
万历时期,虽然边境时有战事,但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外敌入侵。这种相对缓和的外部环境,为万历的“不上朝统治”提供了外部条件。
与此同时,明朝的商品经济在万历年间达到了一个高峰,特别是江南地区的繁荣,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为王朝的稳定提供了经济基础。
大明像一架设计精密的钟表,即使发条松动,齿轮仍能惯性转动数十年。
这种制度惯性,配合万历的暗权术,造就了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皇帝长期缺席朝堂,国家却依旧运转。
但长期 "怠政" 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少,因此才有 "明之亡,实亡于万历" 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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