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军9年三野参谋处长回家探亲，才知65岁的母亲已成四野连级干部

1949年初夏，上海刚刚解放。

市中心的电话铃声，响得清脆又突然。

“蔡参谋，你母亲到了，在军管会。”

电话那头的人语气平静，可蔡群帆的手却顿住了。

他刚从前线抽空回家探亲，结果家里院门锈迹斑斑，屋里空无一人。

他在门口站了很久，问了邻居，没人知道他母亲去了哪里。

有人说看见她几年没露面了，也许是逃难走了。

可现在，军管会告诉他，母亲来了。

他穿着军装，走进军管会的会客室。

一眼就看见了她。

一位瘦小的妇人，身板挺得笔直，满头白发，穿着一套笔挺的军装，肩章清晰，军帽压得低低的。

她站在那儿，和市里来的干部说话，声音不高，却特别有底气。

蔡群帆愣住了。

直到她转过身来，眼神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眼里慢慢泛起泪光：“是你啊，群帆。”

谁能想到，这位连级干部，竟是几年前音讯全无的母亲。

这事儿要从头说起。

那会儿的上海，战争还没结束，但日军已经撤退了。

城市表面看着还算平静，实则暗流涌动。

日本宪兵撤了，国民党的特务却没闲着。

老百姓的日子很难过。

杨凤珠原本在城里生活，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丈夫早年去世，长子战死，家里只剩下她和小儿子蔡群帆。

那时候她五十出头，个子不高，走路总带点风，操持家务从不含糊。

蔡群帆参军后，没过多久，家里就开始被盯上了。

有人上门打探，有人半夜敲门。

她不敢多说话，弄坏的锁自己修，门窗一夜不敢合眼。

后来连邻居都劝她：“走吧，别熬了。”

她没走，直到有一天，一个人悄悄找上门来。

那人她认识，是蔡群帆的老同学，穿着便装，说话却带着军人的口气。

他告诉她，上海不安全了，有人要抓她，必须马上离开。

她没多问，只收拾了一点东西，跟着走了。

一开始去了苏北，后来又转到山东，那是根据地。

她没什么文化，也不会拿枪。

到那儿时，只能干点后勤杂活。

有人让她去种菜，有人让她挑水，她都干。

可她更在意的是，前线的战士穿得太差。

冬天冷，棉衣破，鞋子也露底。

她说：“我儿子也在外面，我知道风雪里的滋味。”

她主动申请到缝纫小组。

那时候的缝纫机是脚踏的，机器老旧，灯光昏暗。

她白天干，晚上也干。

别人累了她还在踩机器。

有人拦她，她就说：“我不干活，心里不踏实。”

小组里没人比她年纪大，但也没人比她更拼。

有一回，前线急需冬装，她带着人连夜赶制，没睡五个小时。

衣服送上去那天，连长专门写了张感谢条，贴在缝纫间门口。

半年后，她被提拔为缝纫队负责人，再后来成了连级干部，协助管理一整个后勤系统。

她从没想过自己能穿上军装。

可那天配发军装时，她什么都没说，只在内衣口袋里缝了一小块布。

那是她离开上海前从儿子旧衣服上剪下来的，红布上还留着一个“帆”字。

她说：“我不知道他在哪儿，这块布不能丢。”

很多人都记得她每天晚饭后一个人坐在门口，摸着那块布，低头不说话。

战争结束后，四野部队开始南下支援接管。

她随部队到了上海。

她没说自己是上海人，也没说儿子在哪。

直到军管会接待干部问她有没有亲人，她才拿出那块布，说：“我儿子叫蔡群帆，听说三野的，不知道还在不在。”

登记员一听愣住了，马上去查。

几天后，电话就打到了蔡群帆那儿。

重逢那天，母子俩坐在会客室里说了很久。

周围的人都没打扰，门口的值勤兵悄悄把门带上了。

他们没哭，只是一直握着手。

她的手满是老茧，蔡群帆的手也粗糙，都不再年轻了。

后来他们一起走出会客室，阳光正好。

她走得慢，他没有催，只是搀着她，一步一步往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