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里的“迟大爷”是个闲不住的热心肠——清晨拎着锄头侍弄小菜地,哪家水管漏了、楼梯灯不亮,喊一声他就扛着工具箱过来。67岁的他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里藏着旁人不知的过往,如今街坊只知道这个爱跟年轻人念叨“做事守规矩”的老人,曾走过一段从云端跌落再重寻价值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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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迟志强是长影厂炙手可热的银幕小生,《小字辈》《夕照街》让他成了全国观众眼熟的名字。1983年,他在南京拍《月到中秋》时,因当时社会风气保守叠加“严打”背景,与朋友的一些在今天看来不算出格的行为(比如伴着邓丽君的歌跳贴面舞、与女性自愿交往),被定性为“流氓罪”,判了四年刑。他后来坦言,若晚生20年,这些事根本不会触碰法律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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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后,迟志强拒绝了所有“卖惨博流量”的机会,一头扎进长影厂的杂活里:凌晨扫片场、深夜清点道具,道具车陷泥里时赤脚下地推车,脚被碎石划出血也没吭声。同事劝他“没必要这么拼”,他只说“当年犯的错,现在多干点,心里踏实”。母亲病重时,他放下手头所有事守了三个月,喂饭、擦身、按摩寸步不离;母亲临终拉着他的手说“妈不怪你”,他趴在床边哭了整夜,积压多年的愧疚才松了一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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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杭州时,他常去福利院做义工,给孩子讲故事时从不回避自己的过去:“当年不懂法、贪新鲜赶‘新潮’,踩了红线,这辈子都愧对外婆(母亲)和喜欢我的人。你们一定要记着,任何事都不能越法律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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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迟旭南出生后,迟志强的“愧疚”变成了对儿子的严苛:从小灌输“远离娱乐圈”,家里几乎没影视相关的东西,儿子想看电影就带看法制宣传片,想学唱歌就教红歌。高中时,迟旭南偷偷报名文艺比赛拿了全市二等奖,兴冲冲回家却被父亲藏起奖状、严厉批评,父子俩冷战了三年。直到迟旭南拍戏时意外受伤缝了八针,父亲接到电话后揣着药箱连夜驱车三个小时赶到剧组,看到儿子缠着绷带的腿,蹲在地上抹起了眼泪——父子关系才慢慢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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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旭南在演艺圈打拼多年,见过太多同行因不懂法吃亏:演员被经纪公司坑合同、编剧作品被侵权却维权无门。这些场景让他突然懂了父亲的苦心:当年的严厉不是偏见,是怕他重蹈覆辙。他毅然放弃演艺梦,重新拿起课本备考西南政法大学。备考时白天工作晚上学到凌晨,父亲悄悄准备夜宵、整理笔记,看着儿子布满血丝的眼睛,既骄傲又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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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迟旭南拿着律师执业资格证站在父亲面前,67岁的老人哭成了泪人——他知道,儿子不仅圆了自己“不再犯错”的心愿,更把他的“赎罪”变成了一种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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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迟旭南创办了一家专注文艺行业维权的工作室,免费为同行解答合同纠纷、版权问题;迟志强常去帮忙,用自己的经历给年轻人普法:“敬畏法律才走得稳,别让一时糊涂毁了一辈子。”小区里,迟大爷依旧种着白菜萝卜分给邻居,偶尔接个正面角色的戏,提前半个月去学校体验退休教师的生活,演得特别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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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没有回头路,但知错能改、心怀敬畏,就能把曾经的过错转化为照亮他人的光。父子俩的选择,让“赎罪”不再是沉重的枷锁,而是传递温暖与规则的接力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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