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遇见白鹿

作平按：旧作。写于2018年初，刊于《中国生态文学读本》，收入《光阴纪：成都小镇书》。

1、

白鹿不是鹿。白鹿是镇子。深山里的一座镇子。

说是深山，当然是与毗邻的平原相比，对更远处真正的深山来说，白鹿四围的山只是序幕，只是开始，只是起笔，只是黄瓜刚开出的淡黄色的小花，离瓜熟蒂落还有遥远的距离。

我又一次前往白鹿时，依然是从广阔的平原进入渐次逼仄的山区，天空从一只倒扣在头顶的灰盆，慢慢变成了一张张灰中带蓝的纸片，纸片被突起的山峰漫不经心地扯碎了，一张大的，一张小的，一张更大的，一张更小的。

公路自然也是依然溯了湔江上行，透过车窗望出去，两侧的山峰也依然像几个月前那样翠绿，甚至还要翠绿得深几分，重几分。一条矫若惊龙的传送带在对面半山腰伸向远方，那是从大地深处向外传送煤炭的。

几个月前还是夏天，空气里漂浮着细若游丝的蝉鸣，以及花期行将结束的栀子花的残香。半路上突然下起一场雨，雨丝太细，让人怀疑是春天。

那时候，父亲坐在副驾上，出神地望着远处的山，雨，村，人。下车时，他佝偻着身子从车里挪下来，身子已经瘦削得不成样子，显得比真实身高更高出好几分。

我记得这之前半年，我把他在昆明民族村拍的一张照片发到朋友圈里，一个朋友感叹说，伯父好高啊。

父亲其实并不算高，大概1米74左右吧。因为瘦，因为疾病带来的像楠竹一般的瘦，他看上去要比真实身高高很多。正如远处那些奔马凝空的山峰，也因为我们从平原上一米一米地升上来，它们也显得比真实海拔要高很多。

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再过几个月，当我再一次去白鹿时，父亲已经不在了。

这一次，副驾上坐的是一个来自山东的朋友，这个胖大的汉子堆在椅子上，不像椅子包裹他，倒像他包裹了椅子。随着山势起伏，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不时发出一声沉闷的鼾声，像早春二月的深夜，突然从庭院上空滚过的闷雷。

2、

我没有意识到，那将是父亲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出游。而白鹿镇，将是他一生中抵达的最后一个异乡。

那是夏天，在反复劝说多次后，父亲和母亲终于搭乘了长途汽车，从老家赵化来到成都。小住两三天后，根据父亲的身体状况，我决定带他们在成都周边走走。避暑，也兼散心。一行四人，父亲，母亲，儿子，我。

我们首先去的是花水湾，那个西岭雪山山腰的镇子。那里天气凉爽，且有不错的温泉可以泡泡。

在那里，我们住了两天。然后，转移到都江堰，又住了一天。

父母开始念叨要回家，不是回我的家，而是他们在赵化的家。他们开始挂念，地里刚种下去的蔬菜会被虫子啃吃，托付给邻居的猫和鸡能否受到善待，甚至，挂在走道里的旧衣服，有可能会被小偷顺走。

总而言之，当你人到中年，而你的父母年事已高，如果分居两处的话，你就会知道，为了回自己习惯了的老家，你的父母将有多少经不起推敲的借口。

于是准备回成都。回成都路上，我突然想起白鹿镇，顺道去看看吧，那是一座古镇，从前法国传教士还在那里留下了一座上书院呢。我告诉父亲。父亲虽只念过初中，却对文史有着浓厚的兴趣。

3、

夏日的白鹿镇，穿镇而过的白鹿河波涛滚滚，大概是昨夜才下了一场急雨，山洪跌落溪沟，河水都染作锈红。

夹岸俱是五彩斑斑的太阳伞，伞下，坐了无数休闲的人：打麻将的，喝茶的，闲谈的，闭目养神的。还有一些几岁十来岁的孩子，小心地把脚伸进河水，冰凉的河水捏得他们不时发出一阵阵尖叫。四处游走的商贩不时失机地兜售凉粉，雪糕，水枪，玉米馍馍。

我们选了河边的一顶遮阳伞，围坐下来喝茶。喝茶之前，我们按指示牌，去看了看河畔的“5·12”大地震纪念馆。

那里曾是一所学校，大地震把它震成了一片歪歪斜斜的危房。教学楼的走廊、教室和门前的空地上，布置了几十个真人大小的雕塑，定格的正是艺术家想象中的大地震发生时的那一瞬。

奔跑的，尖叫的，站立的，倒下的，完好的，受伤的，全都定格了。空地上有两株枝繁叶茂的香樟树，烈日炎炎，它的荫凉却恰到好处地遮住了阳光。我们站在树下，观看，指点，拍照，顺便感叹人间的无常与生命的偶然。

河边茶铺提供的是清茶，却没有当年清茶的清香，而是一股带钩的霉味。显然，这种所谓的景区，大多不过是一锤子买卖。再差的茶叶，也不会有人找老板理论的。

毕竟，满街的游人，顶头的烈日，要找一顶空闲的遮阳伞已属不易，哪还顾得上茶叶是否是当年的呢？

总之，我们坐在遮阳伞下喝茶。说是喝茶，其实只是用茶钱买个座位。儿子小心翼翼地像其它孩子那样把脚探进河水，河水混浊，夹杂着泥沙。夏日里，正是山溪狂暴的青春期；要看到它的清澈与甘冽，必须等到它人到中年的秋天。

我想抽根烟，手伸进口袋摸到烟，正要拿出来时，突然想起父亲已经戒烟快一年了。于是，我把手又伸了出来，端起桌上的茶杯，呷了一口。

去年的陈茶有一股往事的沉闷。

4、

坐在白鹿河边喝茶时，距父亲查出大病已经十月有奇了。

前一年十月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成都东门的一家餐馆吃饭，照例是半斤酒下肚，吃得兴高采烈。然而，乐极生悲，就是在回家路上，我接到母亲电话，她说，你爸身体不舒服，上个楼梯都要喘气。到镇医院打CT，医生说有积液，看不清。

接毕母亲电话，我赶紧给在自贡四医院任职的李华打电话，请他帮助安排父亲次日前往检查。然后，三天之后，当我来到自贡四医院时，检查结果出来了。

那时，父亲正斜躺在病床上看书。我和母亲被主治医生叫到办公室。母亲听到那两个字后，无力地瘫倒在地。一会儿，她发出了沉闷的哭声。

当我坐在白鹿河边时，无端地，那从石坎上跌落的溪水发出的声响，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母亲在医院的号哭。当我抬头看母亲时，她正扭头看父亲，而父亲，不时何时闭了眼在打盹。双颊瘦削，像是用几根棍子绷起的皱巴巴的皮。

出行的日子，按惯例，在酒店的每一顿早餐，父亲和母亲都吃得特别用心。这么说的意思是，他们尽量吃得最饱，就可以省掉午饭。

五星级酒店，那么贵，节省一点算一点。这是母亲的说法。有时候，他们也会在早餐时悄悄塞两个鸡蛋进口袋，下午若是有点饿，就一人一只鸡蛋。

到白鹿的那个早晨，我们在酒店吃早饭，父亲只喝了点粥，吃了块糕点就放下了筷子。母亲很着急，不断劝说父亲再吃一点。你就再吃一个包子，要不，一个鸡蛋，实在不行，再喝半碗粥总该可以的。

父亲却坚决不吃，他费劲地摇着头，一声不吭地坐在旁边。母亲只好独自继续吃，好像是要把父亲没吃的吃回来，她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完后，又去加了一碗粥。

可能是加了一碗粥，便忘记了顺手拿两只鸡蛋。在河边坐到一点，我问他们饿吗？要不要吃点东西？他们一齐摇头，坚决地说不饿不吃。

两点，有卖玉米馍馍的小贩经过，我说，那买几个玉米馍馍吧。这一回，他们没反对。一家四口坐在哗哗的水声里，就着茶水吃玉米馍馍。父亲那一只没吃完，他其实只吃了两三口。他说，我想吃，但是吃不下，没胃口。他说着这些话，好像有几分羞涩。

后来，当我给儿子买了水枪回来时，他已经半闭着眼睡着了。他的鼾声细弱，低微，恰好与后来坐在副驾上的山东朋友的鼾声形成鲜明对比。

那一天，我们没去法国传教士修建的上书院。父亲没提，我也没提。我看出，他累了，他需要休息，他对深山里那座一百年前的上书院，那个传递上帝福音的神圣之地，已经没了兴趣。

从白鹿回成都路上，要经过几座葡萄园。这些葡萄园都可以自摘出售。我把车开进葡萄园，打算买一些回去。儿子听说要摘葡萄，兴奋得不可按捺，母亲也拿出手机，要为儿子拍照。

但父亲说他就在车里等。劝说了几句，他终于下了车，坐在园主端来的一张竹椅上。

我们在园子深处摘了葡萄回来时，我看到父亲站在一垄葡萄前，望着面前那些紫红的葡萄出神。

5、

这一次去白鹿，父亲已经长眠于老家的黄土下，紧傍着他的父母。三座坟莹，像是三个夏夜里仰望星空的孩子。

这一次去白鹿，我不想再去白鹿河边，除了时值冬日，河边不再有哪怕一顶遮阳伞，一个喝清茶的游人外，还因为我只想去看看上书院。

法国传教士修建的上书院，父亲到了离它只有几千米，但已经没有精力，自然也就没有兴趣去看一看的上书院。

我曾看过上书院的老照片。那张老照片拍于一百多年前，那时候，当然还没有父亲，但已有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了，应该是一个十来岁的少年。

当然，他不可能知道白鹿。但他有可能知道上帝，知道天主教和神父。因为，在我们世代居住的安溪镇（所谓世代，比较准确地回溯起来，其实也就三代或四代，更早一些的祖宗，他们居于何方，以何为生，有过怎样的幸福与悲伤，我已无从考证），就有川南地区规模很大的一座天主堂。

从都江堰去白鹿镇的路上，当我和父亲说起上书院与传教士时，父亲告诉我，以前，安溪的天主堂也有一个法国传教士，马神父。一直到五十年代，他都还生活在安溪。是一个高大的有一部红色胡须的大鼻子洋人，会说四川话，能吃辣椒，除了教徒，没人称他马神父，从八十老者到八岁小儿，都用川南口音喊他老马。

修建上书院的便是马神父的同胞，一个叫骆书雅的传教士。1895年，骆书雅奉巴黎久方传教会之命来到四川，不久就决定在白鹿镇修建上书院。1908年，上书院在历时十三载后终于竣工。

不过，上书院其实是四川民间对它的俗称，它的正式名字叫圣母领报修院。这个名字出于《圣经》中的典故：耶稣为完成天主（即上帝）救赎人类的旨意，由天使加百利报信于圣母玛丽亚，圣母领报，由此诞生了救世主。

骆书雅建修院之初，是要将它作为传报福音使者的培训基地，因而命名领报修院。但中国人显然不懂这中间曲折复杂的旨趣，便给它取了一个很中国化的名字：上书院。

110年前的白鹿镇，显然是一个深山围困与世隔绝的地方，骆书雅为何选择这么一个地方修建领报修院呢？

这让我想起曾经去过的宝兴邓沟池天主堂，以及滇西和黔西地区的天主堂，这些从旧址也可看出当年宏大规模的建筑，传教士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建在这里，肯定不仅因为这里有清幽的环境，更因为这里有众多处于底层的人。

他们希望通过对这些底层人的拯救——至少是一定程度上的改善，比如治病，办学，行善——从而让他们相信上帝和上帝之爱。

我看到的老照片上的上书院，座落于群山之间的上下两块小型台地上。上台地是一座三层的西式建筑，下台地则是西式中又融入了中式的飞檐斗拱。

后来，当我穿过白鹿镇装饰一新的法式小阁楼掩映的街道，沿着白鹿河的一条支流走近如今的上书院时，下台地上的建筑已经荡然无存，是一片杂树和野草；上台地上，依然是那座老照片里见过的三层的西式建筑。

但是，它要比老照片上新得多。因为，十年前的地震摧毁了它，如今我看到的上书院，已是地震之后重建的了。

当老建筑倒塌后，在故地照着它的模样重建，它到底算老建筑还是新建筑？就像我们的生活，当它经历了一场变革，哪怕重又恢复从前的平静，但它还是从前的平静生活吗？

寒风凛冽，汽车只能开到上书院对岸的一块小空地。空地上，有一个极简易的亭子，里面走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她说她是看车的，每辆车五元。她收了费，重又钻进亭子。

亭子里，有一盆炭火，风透过虚掩的门吹进去，炭火滚出一阵阵浓烟。走在通往上书院的拱桥上，我听到老太太发出剧烈的咳嗽。我看了看空地，只停了我们一辆车。我估计，这样的天气，一天大概不会超过三辆车吧。

6、

山东朋友体胖，好静恶动，且对上帝和他的上书院毫无兴趣，他纯是无聊才陪我深入山里寻找白鹿的。之前，他打算继续曲着身子在车里睡觉，来自平原上的他，对一星半点的山势与陡峭都心惊胆战。

他觉得横跨白鹿河通往上书院的那道桥太危险，而这里又曾发生过大地震，它会不会在我们踏步而过时突然倒塌呢？在我的嘲笑与劝说下，他勉强过了桥，但只是站在上书院门口吸烟。他的烟瘾很大，当我走进上书院大门时回头一瞥，我看见地球仪般的头渐渐隐没在了白雾中。

我独自在上书院里徘徊，没有一个人，除了底楼的陈列室外，其它房间——包括通往楼上的楼梯间——全都上了锁。看样子，这里平时既没有神职人员，也没有信徒，而是彻底沦为了个景点。

当信仰成为景点，我想，我们的生活的确发生了某些不易察觉的病变。

底楼有间陈列室，陈列了一些图片，讲述的就是上书院历史。其中一张照片，是一对正在结结照的准夫妻。不过，他们看上去十分狼狈，新娘的婚纱污迹斑斑，像受了伤的尾巴那样坠在泥地上，新郎领带歪斜，满面惊恐。

原来，就在他们以上书院原汁原味的教堂为背景拍照时，8级大地震剧烈地摇晃着大地，大地像一只汪洋中的船。人生大概就是这么难以预测。

当然，能够预测的人生大概也因其按部就班而不像人生。

从上书院里进的陈列室出来，我遇到两对中年夫妇，一律胖胖的，男的戴着金链子，女的还是戴着金链子。一个男的大概说了什么俏皮话，一个女的就追上去，夸张地要打他，男的转身把她抱起来。都太胖，只转了半圈，便气喘吁吁地放下。

当我从他们后面快步走出上书院的门。这座如今已经没有传教士的百年教堂，里面空无一人。幽深的长廊，宽阔的院子，高高的钟楼，它们全都交付给了冬天的风。在风的尖利长啸中，仿佛才打了个盹儿的时间，百年就已成为风中往事。

如前所述，上书院不是一般的教堂，它是以培养天主教神职人员为宗旨的。资料上说，神职人员分为初、中、高三等级在这里学习，如果从初级一直到高级毕业，前后将费时十年。

那些岁月里，数以百计的外国传教士出没于这条深山沟。这条山沟因而也是当时全川天主教神职人员培训中心，从山沟里走出去的神职人员，被他们的上帝撒向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众多的教堂。

正是这种原因，几十年后的白鹿镇，便从一个中式古镇变成法式小镇。小镇上的建筑，几乎全是法式，小窗，小阳台，路灯，从上往下的花草……如果拍照时隐去街上的行人和汉字店招，它与当今的法国小镇并无太大区别。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就是仿造的白鹿镇更像法国小镇。

我和山东朋友在白鹿小镇的几条街上行走，镇子建在半山腰，街道越走越高，两旁的法式建筑前面，是一排排整齐的梧桐。冬天的梧桐叶子几乎掉光了，坚硬的树干爬了些常青的花藤，而横在风中的枝条像一根根粗鲁的铁丝。

其中一条街道，管理者把它命名为法式风情街。街口路牌上，很自豪地用中、法、英、日、韩五种语言写道：法式风情街区以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为主，是中法风情小镇的主要景点之一。

街道上，色彩鲜艳的墙面石材点缀圆拱形的花窗，白色的立柱搭配彩色的屋瓦，行走其间，仿若置身梦幻的欧州街道。

是的，法国传教士早已远去了，但这并不妨碍一座新兴的法式风情小镇在深山里成为景区。冬天的街道显得格外干净，不知道是因为风，还是因为冷。

深山的夜晚来得更早，夜色也更稠。下午五点过，夜色像一张冰冷的渔网，从高高的山上迅速降落，准确地罩到镇子头上。

法式的楼阁。被风吹得愈发干净而苍白的街道。屋檐下和转拐处冻得发红的花。半枯半荣的叶子。袖着手匆匆走过的行人。被风撩起的窗帘。一切，都被罩在夜色这张巨大的渔网里。

当最后几个窗户的灯光也次第熄灭（它们让我想起童年时被穿堂风突然吹熄的油灯），除了高远天空还有几颗比城市稍大稍亮的星子，夜晚深如古墓。

如果不能迅速地进入睡眠，用睡眠里更浓更稠的黑暗来抵挡夜晚的黑，这样的寒夜，会失眠，会忧伤，会想起已经远去的逝者和终将逝去的自己……

7、

告别白鹿59天后，父亲病逝于另一座古镇，那座古镇距白鹿约350 公里，它叫赵化。

秋天淡淡的阳光下，深暗的沱江从镇子下面静静流过，摆渡的船喷出黑烟，发出肆无忌惮的尖叫。

不远处，一座大桥正在紧张施工。父亲曾多次说过，大桥修通了，我们来成都就方便了。但他没等到大桥修通的那一天。从两岸伸向河心的桥梁，大概只需跨越几米的空隙就能合拢。

父亲在这座古镇工作了了四十多年，生活——即便是从父母把王场乡下老家卖给张文正公的子孙，把家搬到古镇一隅的蚕桑站算起——也足有二十二年。

那一年，女儿只有两岁，院子里的黄桷兰还很孱弱，而今，女儿已经从法国求学归来，黄桷兰已经高过了五楼楼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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