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春天,哈尔滨平房区的雪刚化干净。
虽然那张著名的投降书已经签了大半年,但这片黑土地上的老百姓,心里的石头并没真正落地。
对于劳工付景琦来说,真正的恐惧根本不是看得见的刺刀,而是苞米地深处传来的一阵咀嚼声。
那天他正挥着锄头翻地,枯草堆里那个半人高的土窝子特别扎眼。
扒开一看,当时他整个人都僵在那了。
二十多只褐色的大耗子,个头大得离谱,跟成年野兔差不多,正在疯狂撕扯一只死兔子。
最邪门的是,这帮畜生见了人根本不跑,那双红得像凝固血痂的眼睛死死盯着他,嘴里还露着泛黄的獠牙。
这根本不是普通的老鼠。
在那一刻,那个叫松本的日本军医阴冷的笑声,好像又在他耳边响起来了。
付景琦太熟悉这种眼神了,这种恐惧并不来自野兽本身,而是因为他知道,这群畜生背后,是一个庞大到令人窒息的罪恶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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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清楚这事儿,咱们得把时间往回拨,回到1943年的那个冬天。
那时候大多数人的眼睛都盯着太平洋战场,谁也没心思去管哈尔滨平房区那个被层层铁丝网围起来的“特区”。
只有像付景琦这样被抓进去的劳工才知道,那里头到底在干什么勾当。
那天因为干活稍微慢了点,他被几个日本兵拖到了一个巨大的仓房门口。
那地方味道太冲了,一股子腥臭味混着药水味,熏得人脑仁疼。
进去之后,付景琦算是开了眼了,这哪是仓房,简直就是个怪物饲养场。
三十多间特制的铁笼子,从水泥地一直垒到了天花板,密密麻麻全是这种巨型老鼠。
这时候,那个叫松本的军医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靴走了过来。
这家伙看这些老鼠的眼神,比看亲儿子还亲。
他手里晃着手电筒,根本没把付景琦当人看,而是像炫耀新玩具一样指着笼子。
这就是日军当时所谓的“最高机密”——满洲跳蚤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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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这玩意儿就是个活体容器。
日本人把它们养这么大、这么凶,就是为了让它们身上能挂住更多的跳蚤,而那些跳蚤肚子里,装的全是鼠疫杆菌。
这招太阴损了,直接把老鼠变成了会跑的生物炸弹。
松本一脚踩在付景琦冻僵的手指头上,听着指骨碎裂的声音,脸上挂着那种变态的笑。
但最让付景琦晚上做噩梦的,还不是手指的疼。
是松本手电筒扫过墙角的那一瞬间。
他看见一个笼子的角落里,蜷缩着一具残骸,看骨架应该是个年轻女人。
左边的胳膊已经被啃得只剩下白骨,几只褐色的小鼠正从那个黑洞洞的眼眶里钻进钻出。
那一刻,付景琦才明白,在这里,人命比草芥还贱,唯独那些带着病菌的老鼠,住得比谁都金贵。
这种地狱般的日子,不仅是在摧毁你的肉体,更是在反复践踏你作为人的底线。
付景琦本来以为,只要像头驴一样闷头干活,总能熬个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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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他看见那双靛蓝色的棉鞋。
鞋的主人是村东头的张铁匠。
多老实的一个汉子啊,一辈子只会打铁,结果也被套上黑头套,像拖死猪一样拖进了这片禁区。
日本人管这里被抓来做实验的人叫“马路大”,日语意思就是圆木。
这逻辑简直绝了,既然你是木头,那就没有痛觉,劈了烧了自然也不犯法。
那天付景琦被安排去清扫三号观察室,一眼就看见了被铁链拴在水泥柱子上的张铁匠。
人已经不成样了,但脚上那双破棉鞋错不了。
后来在更衣室,付景琦趁人不注意,捡起了张铁匠藏在鞋帮里的一张布条。
上面是用血写的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告诉俺娘,我去关里找活计”。
这哪是什么留言啊,这分明是一个大活人被吃干抹净前,留给这世界最后的一声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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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帮魔鬼猖狂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1945年8月,那个夜晚火光冲天。
苏联红军眼瞅着就打过来了,日军高层下达了死命令:“彻底销毁证据”。
付景琦那时候正好躲在乱草堆里,他亲眼看见那些平时把病毒当宝贝供着的日本兵,像疯了一样往鼠舍上泼汽油。
但这帮孙子坏就坏在,他们不是要把老鼠烧死,而是要把笼子烧坏。
在围墙轰然倒塌的一瞬间,数不清的“满洲跳蚤鼠”像一股黑色的潮水,冲破了带火的铁丝网,四散逃进了茫茫雪原。
这就是日军撤退前留下的最恶毒的一手。
他们杀了关押的劳工,炸了实验室,却故意“放生”了这些携带剧毒病菌的老鼠。
这算盘打得太精了,就算他们在战场上输了,也要在这片土地上埋下无数颗会呼吸的雷。
后来的很多历史书里,都只写了731部队炸毁设施的那一刻,很少有人去深究那些跑出来的老鼠去了哪。
这事儿吧,细思极恐。
松本那个军医当年吹牛说“这些小家伙能活十年”,这话还真不是吓唬人。
在战后的好几年里,东北好几个地方都爆发了莫名其妙的鼠疫。
那些刚刚迎来解放、以为能过上好日子的老乡,很多都还没来得及吃上一顿饱饭,就因为当年日本人留下的这些“遗产”痛苦地死去了。
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部门和防疫人员那是真拼了命,花了极大的人力物力,才把这些变异老鼠给清理干净。
这其中的艰难,咱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
回到1946年的那个苞米地。
付景琦那天跟疯了一样,抡起铁锹就拍。
一下,两下,三下。
那不仅仅是在打老鼠,他是在发泄心里憋了三年的恨。
每一铁锹下去,都像是砸在松本那张虚伪的脸上,砸在这个吃人的世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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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特意把其中一只老鼠的尸体留了下来。
现在,那个标本还静静地躺在731罪证陈列馆里。
很多人走过它面前,可能只会觉得这是一只大点的耗子,没什么稀奇的。
但对于付景琦,对于千千万万个在那场浩劫中幸存下来的人来说,那是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它不再是一只普通的啮齿动物,而是一枚凝固的历史切片。
投降书上的字签了,那是法律上的停战;可这片黑土地下的战争,以及那个民族留下的恶毒诅咒,往往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去清算。
如今咱们走在哈尔滨的街头,看着车水马龙,很难想象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承载过多少罪恶。
那个标本就在那里,不说话,但它比任何史书都更有力量。
它时刻提醒着咱们:有些账,永远不能算完;有些事,永远不能忘。
参考资料:
金成民,《日本军细菌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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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2014年。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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