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赔30万元到一头猪卖6000元！解密全国首个助残助农一体化项目“五个养猪人”的盈利模式

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胡梦然 见习记者 黄海婷 深圳摄影报道

在广西河池凤山县的油茶林下，一群黑猪正在跑山，它们的主人是五位肢体残疾的养殖户。1500公里外的深圳，企业主王克信在“圳帮扶”平台上刚刚完成了一头年猪的认购。连接这两端的，是一家名为“双助未来”的深圳企业所搭建的桥梁。这并非简单的消费帮扶，而是一场旨在将残疾人重塑为“数字新农人”，并探索社会问题市场化解决方案的深度实验。

这些天，《华夏时报》记者走访广西凤山与深圳龙华，深入剖析这个名为“五个养猪人”的全国首个助残助农一体化项目。2019年的非洲猪瘟让五位残疾养殖户血本无归，“当时所有的猪加在一起一共赔了30万元。这对我们农户来说，不是短短几年就能赚得到的。”广西“五个养猪人”残疾人代表林先生回忆道。2020年，在粤桂两地政府与残联的牵线下，深圳市双助未来科技贸易有限公司介入，项目得以重启。

“我们不想因为别人怜悯他们……做公益或做慈善为了做而做是不能形成一个闭环的。”双助未来董事长陈健对《华夏时报》记者强调。公司的初衷，是探索一条超越同情、依靠市场价值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从“输血”到“造血”

“五个养猪人”项目设计了一个精巧的闭环。在供给端，龙华区残联与双助未来提供启动资金、技术指导，并改造基地；在生产端，五位肢体残疾的养殖户发挥其耐心、细致的特质，进行生态散养。

林先生向《华夏时报》记者介绍，团队成员“不管是这个手有问题的，还是脚有问题的，或者是腿有问题的”，但思想与沟通能力正常，都怀揣着“想给家里多做点事儿”的强烈愿望。在销售端，项目最初依靠龙华区行政与企事业单位的定向采购“兜底”。

这种“政府引导+企业运营+社会组织协同”的模式迅速见效。“两年半的时间，能把我们之前欠的账还清。”林先生说。其散养的黑猪以每头6000元的价格被认购，远高于市场同类3000多元的水平。溢价不仅来自其生态品质——“喂食最天然的玉米、黄豆粉”，更内嵌了公益属性的价值认可。

对于采购企业而言，这构成了“多赢”的起点。城市街景（广东）文化服务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吴色雄对《华夏时报》表示，这实现了“助残的社会责任、助农的产业价值，与自身企业对优质食材需求”的结合。深圳市丽彩展示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克信则向《华夏时报》记者直言：“哪怕价格高一点也要做一点善事，也要有企业的担当。”企业主的表态，勾勒出一条从慈善冲动到责任消费的清晰轨迹。

然而，这条轨迹的可持续性，正面临着市场规律的严峻拷问。

当公益情怀遇见市场法则

项目初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两个脆弱的前提上：政府的持续采购与消费者的公益情怀。当外部环境变化，挑战便浮出水面。

陈健向记者坦言：“以前的可持续都是因为政府兜底。”后疫情时代，政府资金压力增大，定向采购量可能出现波动。2024年，项目被推上面对全深圳市民的“圳帮扶”平台，这意味着它必须接受市场的直接检验。“客户是自由选择的……你说你的猪优秀，那人家说他的羊优秀，”陈健描述着平台上的竞争，“所以我们也需要一些媒介，包括更多优质企业的加入，让企业能知道这个项目，知道它背后的故事。”

这触及了社会企业最核心的张力，也就是社会目标与商业效率的平衡。深圳市龙华区残疾人联合会执行理事会副理事长蔡梦麒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精准地指出了这一矛盾：“项目需优先服务残疾人（如成本更高的养殖适配改造），这可能降低运营效率；若过度追求利润，又可能背离公益初心。”一个典型案例是，曾出现消费者投诉猪生长速度慢于市场品种，但若改用快速育成品种，则违背生态养殖承诺，损害项目独特性。

更深层的挑战在于数字赋能过程中的审慎选择与现实困境。尽管身处直播电商热潮中，双助未来却主动放弃了这条看似最直接的赛道。陈健向记者解释了背后的多重顾虑：网络评论可能两极分化，一些“以残卖惨”的负面言论会对残疾人心理造成伤害；同时，养殖户“学历都很低，有很多连小学都没毕业”，在即时沟通与情商应对上存在短板。

那么，在政府“兜底”不可持续、市场直接竞争残酷、数字路径又存在风险的背景下，“五个养猪人”及其代表的“双助”模式，出路何在？

如何构建“价值驱动”的多赢生态？

要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多赢”，各方达成共识：必须完成从“情感驱动”到“价值驱动”的关键跃迁。即消费者最终因产品本身的价值而购买，公益属性成为锦上添花的品牌底蕴，而非首要的购买理由。

首先，深化产品内核，重构品牌叙事。蔡梦麒提出，宣传重点应从“他们需要帮助”转向“他们守护着稀缺的生态养殖智慧”。

他分享的养殖户罗宗斌的故事颇具代表性——这位曾因猪瘟失败而心灰意冷的中年人，在项目鼓励下尝试直播展示生态养殖，从紧张失语变为“山村养殖科普小能手”。蔡梦麒向记者引用其变化：“我的诗句里终于有了阳光与温暖。”这实质上是对残疾人群体的“再定义”，将其从被动的帮扶客体，提升为独特乡土知识与坚韧品质的持有者和传承者。

其次，创新资源链接，拓展市场化支持网络。陈健正积极寻求破局，他四处奔走，联系其他区政府部门、广东省侨心基金会，试图拓宽支持面。一个更具战略性的布局是利用大型体育赛事IP。作为残特奥会特许经营商，双助未来通过授权品牌联名，将商业品牌纳入乡村振兴赛道，将所得收益注入相关基金会。陈健解释其逻辑：“企业家会觉得有面子……对他的商业推广有很大帮助”，而所得资金又用于支持残疾人体育事业，形成商业品牌、赛事公益、残疾人运动员多方受益的新循环。他最终目的是“结合这些伙伴，认识更多的企业，然后转化到我们五个养猪人”。

最终，推动系统变革，从“示范项目”到“可复制的基础设施”。这需要政府角色的深刻转型。蔡梦麒总结的“龙华经验”强调，政府应从“主导者”转为“赋能平台搭建者”。他建议构建“三级支持体系”：前端设立“种子基金”容忍试错；中台建立共享的“助残技术中台”降低开发成本；后端创建“项目库”对接政府采购与电商流量。其长远愿景是，让此类创新成为区域发展的“标准化插件”，融入乡村振兴示范带和工业园区规划，使残疾人融合就业成果纳入地方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

未来，“双助”模型如何重塑责任边界？在《华夏时报》记者看来，“五个养猪人”的故事，超越了一个感人的帮扶案例，它更像一个探针，触及了新时代下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治理创新的深层议题。

对企业而言，“双助”模型重新划定了责任的边界。它不再仅限于捐款捐物或设立公益部门，而是要求企业将社会价值深度融入核心商业模式。王克信、吴色雄等企业主的采购行为，代表了从“旁观式慈善”到“参与式责任”的转变。他们的企业通过供应链选择，直接成为社会价值的共创者。双助未来本身作为社会企业，其挑战则在于如何在市场中找到公益与商业的“平衡点”，这需要极高的商业智慧与战略定力。

对政府，项目促成了从“直接提供者”到“生态构建者”的角色跃迁。 如蔡梦麒所述，政府的“赢”体现在“政策效能、治理创新与社会效益的显著提升”。龙华区残联通过搭建平台、链接资源、制定规则，以有限的财政资金撬动了广泛的社会与市场力量，实现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种“平台型政府”的实践，为破解传统福利供给的不可持续难题提供了新思路。

对“五个养猪人”乃至更广泛的残疾人群，项目指向了一条“有尊严地发展”路径。其核心是承认并释放残疾人作为“差异化人力资本”的价值。在山林散养中所需的耐心、细致，在逆境中坚持的韧性，这些特质在精细化、特色化的农业乃至服务业中，恰恰可能转化为竞争优势。项目的目标，正是通过系统性的设计（技术适配、品牌叙事、市场对接），将这种潜在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价值与社会尊重。

《华夏时报》记者走访发现，“五个养猪人”的实验，其终极拷问在于：我们能否设计出一种既饱含人情味，又经得起市场检验的系统性解决方案？答案仍在书写中。陈健向记者表示，他的规划是复制这种模式，“我们趟明白了，那我们就能复制更多。”他期待在更多县域孵化出新的“养猪人”或“养鸡人”。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公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