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上海交通大学严弘：绿色科技领域投资存在“供需失衡”，拥有“慧眼”识别早期技术潜力的专业资本不足

在“双碳”目标推动下，我国绿色科技产业正迎来高速发展期。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绿色低碳产业产值规模约11万亿元。在水力、风力、光伏等清洁能源发电领域已取得突破性进展，截至2025年6月底，全国风电、光伏装机容量已突破16.7亿千瓦，约占电力总装机量的45.8%，成为新增电源主体。

然而，产业繁荣背后，资金投入、绿色技术发展等方面仍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近日，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讲席教授、可持续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严弘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2025中国可持续投资发展论坛”现场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指出，当前绿色科技领域存在显著的“供需失衡”——以国家和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和专项基金为代表的政策性资金多流向国企背景项目或大规模项目，而真正推动技术创新的民营企业或中小规模项目则难以获得支持，导致“旱涝不均”的结构性矛盾。

严弘表示，针对这一问题，可以借鉴国际经验，推动企业风险投资（CVC）模式，将产业需求与技术研发深度绑定。“在发展绿色技术的过程中，这种由产业方牵引、贴近需求的CVC模式，可能比追求单一技术突破的传统风投更为适配。”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严弘 受访者供图

对可持续的认知影响企业绿色转型路径

NBD：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如何助力绿色金融的发展？如何通过技术手段有效监管和避免“漂绿”行为？

严弘：绿色金融的有效推行，长期以来依赖于一系列环境指标，但这些指标的可得性与真实性往往存在疑问。例如，企业在碳排放、环保实践成果等方面的数据，时常受到诟病，导致绿色金融领域中“漂绿”现象屡见不鲜。

如今，随着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技术的发展，这一状况正在得到改善。一方面，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更精准地收集与测量数据，如追踪企业的碳足迹、监测碳排放，并对潜在风险点进行预警。这不仅实现了运营与环保实践中的数据整合与分析，也提升了风险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使得相关数据和指标得以“上链”，凭借其不可篡改的特性，有效保障了数据的真实性，从而减少“漂绿”行为，确保绿色金融资源真正被用于助力企业绿色转型。

因此，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科技进展，为绿色金融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绿色金融本身也能推动环保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帮助企业降低碳排放、减少环境污染。例如，光伏技术的发展已使光电成本趋近甚至低于传统电力成本，从而鼓励更多企业使用绿色电力。此外，在园区建设中，依托区块链与人工智能构建的智能电网，能够优化电力调配与管理，实现降本增效。

关于“漂绿”的监管，区块链技术通过数据的不可篡改特性，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造假动机。然而，建立可信体系仍需结合第三方核证机制，遵循“信任但验证”原则。当前推行的“绿证”认证，即依赖于可验证的数据来源与达标依据。若缺乏科技手段的支撑，此类认证易流于形式或产生造假，而通过技术保障数据的真实性与过程公正性，绿色金融的实施方能更加可靠、有效。

NBD：企业在推进绿色金融和绿色转型方面的动力和资源并不均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严弘：企业在推进绿色金融与绿色转型过程中，其动力与资源往往会有分布不均的情况。

部分企业因前期实践获益而愿意持续投入资源，但还有一些企业则视绿色转型为成本负担。例如，若原有纺织机械需适配新能源或新技术，可能涉及整条生产线的更换，导致短期内成本显著上升，因此更倾向于将其视为支出项而非价值创造环节。但是，从长远看，延迟转型可能带来更高代价。若当前不进行改造，未来五年可能被迫升级，届时成本或许更高。

此外，企业并非只能选择完全替换设备。部分技术的升级转型，也能够使现有的设备适应新的能源结构，甚至实现能效提升，从而达到降本增效的结果。

企业是否采取行动，往往取决于其对可持续发展的认知是主动还是被动，也与其社会责任感有关。但无论如何，绿色转型的效果最终都可能会体现在企业价值层面，这其中关键的区别在于企业更关注长期价值，还是短期收入与现金流。这种认知与战略取向的差异，也导致了企业在绿色转型路径上的不同选择。

绿色科技发展资金“供需失衡”

NBD：金融机构应该如何进行绿色科技投资？绿色科技投资的现状如何？

严弘：以光伏行业为例，其发展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实实在在降低了绿色电力的使用成本。同时，行业激烈的竞争环境也推动了技术快速迭代。然而，并非所有行业都能遵循相同的发展模式。因此，我们需要将绿色科技置于与其他前沿高科技，如芯片，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来看待。

绿色科技涉及范围广泛，其发展既需要政策支持，也离不开技术层面的持续推动。当前，很多人认为我国在绿色科技领域具有一定领先优势，不属于“卡脖子”技术范围内，但其实这种看法忽略了产业全面升级的紧迫性。我们不能只专注于少数几个尖端领域，在钢铁、电解铝等已纳入碳交易的传统高耗能行业，我们正面临严峻挑战，尤其在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等国际规则下，绿色转型的压力巨大。

从投资角度看，当前绿色科技的投资多集中于一级市场，且资金总量有限。以国家和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和专项基金为代表的政策性资金，出于稳健考虑，往往倾向于投资有国有企业背景的项目或者规模比较大的项目。然而，大量的科技创新恰恰源自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这就造成了投资市场的供需错配。拥有“慧眼”识别早期技术潜力的专业资本不足，而追求确定性的资金又难以流向最需要支持的中小创新企业，形成了“旱涝不均”的局面。

关于未来技术路径，虽然核聚变等远期方案备受关注，但中期内最现实、最重要的方向仍是光伏等清洁能源的稳定转化和推广应用，以及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持续降低能耗。后者本身就是绿色发展的关键标志。

此外，绿色技术的发展深度依赖于基础学科的进步。许多环境问题的解决都与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基础科学研究息息相关。因此，对基础学科的长期投入与支持，是绿色科技实现根本性突破的基础。

NBD：高校、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在推动绿色科技发展中应分别承担什么角色？

严弘：产学研结合是推动绿色科技发展的重要动力。高校通常侧重于基础技术的研究，而企业更贴近实际应用场景，专注于从“1到100”的产业化推进，但两者并非毫不相干。企业在实践中发现的技术需求能够反馈给高校实验室，促使其开展更前沿的探索与攻关，两者相辅相成，形成有效循环。

例如上海交大的“大零号湾”就是促进产学研协同的典型范例，而上海交大与清华大学也同为国家级科技成果转化改革试点单位，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助力知识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在这一生态中，金融机构的角色同样关键。目前，与绿色科技结合较紧密的多为创投、风投基金，它们承担了“投早、投小”的风险。聚焦到绿色科技投资，目前国内仍以政府引导基金或专项基金为主导，社会资本投入不足。这并非因为市场缺少资金，而是由于多方原因。一是对绿色科技商业模式了解不深、信心不足；二是真正成功的标杆案例尚不多见；三是在政府主导的现状下，部分社会资本可能将之视为“政府事务”，从而参与意愿不强。

在国际上，企业风险投资（CVC）模式值得我们借鉴。CVC即由大型企业投资与其战略相关的中小企业，能够将产业需求与技术创新路径深度绑定，更有利于技术的迭代与应用。绿色科技的发展往往需要集成多种技术，且应用场景分散，与芯片等目标集中的“宏大叙事”不同，因此这种由产业方牵引、贴近需求的CVC模式，可能比追求单一技术突破的传统风投更为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