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工资低价格竞争的代价

一、当“便宜”变成了陷阱

我们常说“便宜没好货”。可在过去三十年里，这句话仿佛被“商业世界”反其道而行，中国制造以“便宜”为标识，占据了全球货架。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大部分靠出口和价格竞争驱动，它赢得了市场，却可能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比如技术、尊严、内需、社会公平和未来增长的根基。

这是一个看上去颇具魔力的方程式，也是一场精心包装的“廉价陷阱”。

二、短期繁荣与长期隐忧

在全球经济版图中，中国制造的崛起毋庸置疑。大量廉价商品涌向世界各地，中国出口的低价家具、服装、电子产品构成了无数家庭的消费基础。

这极快的促进了国内经济的整体增长；但让人警觉的是，这种增长方式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消费拉动不足”的结构性困局。

我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3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约为56.6%，虽总量持续增长，但相比高收入国家普遍在70%以上（美国为81.3%，日本为75.4%），仍显不足；即便与人均GDP相近的墨西哥（个人消费占比约70.26%）、巴西（约63.4%）等国相比，我国消费率也偏低。

这种依赖出口与投资的增长模式，其拉动效应正在减弱：作为内需重要指标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已从2024年的3.4%，放缓至2025年11月的1.3%，显现出内需基础尚不稳固。

三、谁真正受益？

虽然在国家统计局的分配核算体系里，“劳动者报酬”这一项目占GDP的份额并不微不足道；例如有统计显示该2020年超过52%。

但这项统计口径包含诸多项目，包括雇主为员工缴纳的社保等，并不能直接反映普通劳动者实际可支配收入。

但真正的问题并非数字本身，而是趋势与后果，劳动力议价权的弱化；

在很多制造业企业，工资增长长期滞后于生产效率提升，即便劳动力在GDP中占比不低，其实际分得的“蛋糕”远远少于资本方。

而许多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以高福利、高工资、高生产率为基础，而非单纯以低成本竞争。劳动者工作待遇有较高保障，有安全感，自然敢花钱，这让他们培育了庞大的内需市场。

因此，一个核心症结在于，单纯通过低工资取得价格竞争优势，虽在短期内压低了成本，却长期抑制了劳动者的购买力与消费能力；当收入增长缓慢，而社会普惠性保障又不太完善，消费者通常更愿意储蓄而非消费，这又反过来压制内需。

四、低价竞争的“背刺”

当一个国家持续以低价角逐全球市场，国际声音不会沉默。

就像几个月前的公开新闻中，中车在保加利亚高铁项目竞标中报价仅3.3亿欧元，远低于其它竞争对手，比预算还低了46.7%；但欧盟委员会启动《外国补贴条例》调查，指责中车“低价倾销”时，中车被迫退出。

这种拒绝并非个例，而是一种经济逻辑的体现：

低价等于低质的刻板印象会降低国家品牌形象；贸易伙伴通过提高关税、设置技术标准、产业保护政策来抵制施压。

这让低价竞争不仅消耗国内资源，便宜了国外消费者，却还可能引发国际市场的“排挤效应”。

五、质量与创新

国际竞争有很多场景，但长期的赢家往往不是最低价者，而是价值创造者。

可以看看德日韩，虽然它们在发展之初资本给劳工的工资水平也不高，但在这过程中较早意识到问题，极大的改善和完善劳动的待遇和福利保障，走向质量与创新的路子；德国的机械制造与工业品牌；日本的精密制造与设计文化；韩国的技术与供应链整合能力。

这些告诉我们，质量与创新，最终比价格更能塑造竞争壁垒。

在我国，也不断涌现这样的例子，有自己技术积累与系统研发，有核心技术与品牌力的企业，生存竞争能力总比只靠“便宜”的强。

六、转型的关键方向

要让中国经济真正摆脱过度依赖低价竞争、走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几个层面的变革：

提升劳动者待遇，释放内需，让劳动者收入更充足，是提升消费能力的根本；消费不仅是GDP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经济活力的源泉。

完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社会安全网不强，家庭就会选择储蓄而非消费；提高医疗、养老的可及性，会改变储蓄行为，释放消费潜力。

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价格战短期见效，但长期看技术积累才是硬实力；研发投入、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需要更系统的制度支撑。

优化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模式，在全球化时代，“共赢”比“价格压制”更有未来；真正的竞争是产业、规则与合作能力的竞争。

“便宜”的成长最终会收取高价，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怎么便宜卖出去”，而在于“怎么创造价值，让世界心甘情愿地付出更高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