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爷爷神操作：一万两银子买个死罪，全因家奴在码头吼了一嗓子

光绪十九年（1893年）七月，苏州阊门码头。

一艘官船正准备起锚，突然，岸上冲过来一个仆人模样的汉子，死活拽着船上的差役不松手，扯着嗓子冲着船舱里面大喊：

“我家老爷给您的信里可有一万两银票！您收了钱，怎么不给我个回条？没回条我回去怎么交差！”

这一嗓子，就像一颗炸雷，瞬间炸翻了码头上的平静。

围观的老百姓惊呆了，船上的差役吓傻了，而坐在船舱里的那两名朝廷大员，更是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

喊话的这个“愣头青”，叫陶阿顺。

他这一嗓子，不仅把自己送进了大牢，把自家老爷送上了断头台，更是一脚踢翻了整个浙江周氏家族的“豪门饭碗”。

他嘴里的“老爷”，正是鲁迅的亲爷爷——晚清翰林、内阁中书周福清。

这一年，远在绍兴老家的少年鲁迅（周树人）才12岁。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原本无忧无虑的“富二代”生活，会因为这几百里外的一声吆喝，戛然而止。

周福清这人，其实是个能人。

在晚清那个年代，能考中进士，点进翰林院，最后干到内阁中书，那绝对是人中龙凤。但这老爷子有一块心病，那就是他的儿子——鲁迅的父亲周伯宜。

周伯宜读书很用功，秀才早早就考上了，可偏偏在考举人这一关，卡住了。考了一次又一次，总是名落孙山。眼瞅着儿子都32岁了，还是个秀才，周福清急得满嘴起泡。

当爹的都知道，自己混得再好，儿子要是立不起来，这万贯家财迟早也是别人的。

恰逢光绪十九年，慈禧太后要过六十大寿。朝廷为了讨老太后欢心，特意开了“恩科”，也就是增加了一次考试机会。

周福清觉得，这是老天爷给的最后一次机会。

他在官场混了大半辈子，信奉的是“富贵险中求”。既然儿子凭真本事考不上，那就用“钞能力”开路。

他打听到，这次浙江乡试的主考官，名叫殷如璋。

巧了！这殷如璋不仅是他的进士同年，两人私交还相当不错。

在周福清看来，这简直是天作之合：考官是老铁，自己手里有钱，只要把钱送到了，让儿子在考卷上写下约定的暗号（行话叫“关节”），这举人功名不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吗？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周福清还拉上了5家也要参加考试的亲友，大伙儿一凑，整整凑了一万两白银。

在那个年头，一万两白银是什么概念？足够在北京城买下几套顶级的四合院。这是一笔能把死人砸活的巨款。

钱有了，关系有了，计划也有了。只要这个计划悄悄地执行，这就是一场不知不觉的交易。

坏就坏在，周福清此时因为母亲去世，正在家丁忧守孝。按照规矩，他是不能随便见官的。于是，他做出了这辈子最昏头的一个决定：

他没有亲自出马，而是派了家里的仆人陶阿顺去苏州半路拦截殷如璋的官船。

陶阿顺是个什么人？说好听点叫忠诚，说难听点就是个“一根筋”的莽夫。

他根本不懂官场上那些弯弯绕绕，只认一个死理：老爷交代的差事，必须办得明明白白。

周福清千叮咛万嘱咐：信一定要亲手交给殷大人，如果他不方便见，就把信留下。

到了苏州码头，陶阿顺找到了殷如璋的官船。他把周福清的名帖和那封装着一万两银票的密信，递给了看门的差役。

按理说，这种见不得光的事，得讲究个心照不宣。

此时，坐在船舱里的殷如璋其实已经看到了信。面对老同学送来的一万两巨款，你要说他不心动，那是假的。

但问题是，殷如璋身边还坐着一个人——副主考周锡恩。

这就是周福清算漏的地方。朝廷为了防作弊，主考和副考是形影不离的。

殷如璋看着桌上的信，心里正盘算着怎么先把这事儿糊弄过去，等没外人的时候再收钱。于是，他假装没看见，把信压在茶碗底下，继续跟副主考聊天。

船舱外，陶阿顺等急了。

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这傻仆人心里犯起了嘀咕：万一这当官的吞了银票不认账怎么办？我回去怎么跟老爷交代？

越想越急，越急越燥。眼看船要开了，陶阿顺脑子一热，干出了那个让后人目瞪口呆的举动。

他站在码头上，扯开嗓门就开始喊：“信里有一万两银票！给个回条啊！”

这一嗓子，把船舱里的殷如璋逼到了悬崖边上。

如果这时候殷如璋还想保周福清，那旁边的副主考周锡恩一旦回京告发，殷如璋自己就是满门抄斩的罪过。

在官场上，死道友不死贫道，这是铁律。

殷如璋脸色瞬间一变，为了自证清白，他当着副主考的面，拍案而起，大喝一声：“把那个狂徒给我拿下！”

随后，当众拆开信件，一万两银票赫然在目，信里还清清楚楚写着让儿子作弊的“关节”。

铁证如山，神仙难救。

消息传到京城，光绪皇帝龙颜大怒。

本来大清朝就内忧外患，这帮官员还在眼皮子底下搞这种丑事。皇帝朱笔一挥：革职，抓人，严办！

周福清听到风声，先是吓得躲到了上海，后来知道躲不过去，只能回老家自首。

这一案，原本是要判“斩立决”的。亏得那年是慈禧大寿，为了不添晦气，朝廷才改判了“斩监候”（相当于死缓），后来又改判牢固监禁。

虽然命保住了，但周家彻底塌了。

为了把老爷子从大牢里捞出来，周家上下四处打点，家产像流水一样花出去，田产房屋卖了个精光。

最惨的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

本来就考不中，现在因为亲爹行贿，他的秀才功名也被革了，这辈子彻底断了仕途的念想。他又羞又气，整日借酒浇愁，没过几年就郁郁而终，年仅35岁。

那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周家，就这样在短短几年间，从“小康”坠入了困顿的深渊。

这一场荒诞的闹剧，改变了历史，也刻进了少年鲁迅的骨子里。

在后来的《呐喊》自序中，鲁迅这样描述那段灰暗的日子：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试想一下，如果那天陶阿顺没喊那一嗓子，如果信悄悄送进去了，如果周伯宜真的中了举……

周福清用一万两银子和自己的一世英名，给孙子买了一张体验世态炎凉的“门票”。这张门票太贵、太痛，但也正是这份痛，最终成就了鲁迅手中那支锋利无比的笔。

这，大概就是命运最令人唏嘘的安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