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李先念和叶剑英“约法三章”，再见叶问：你是奉命还是老交情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北京的吊灯剧烈摇晃，李先念被震醒后急忙披衣出门。唐山地震的消息像冷水一样兜头泼下，他顾不上心脏隐隐作痛，直奔国务院临时会议厅。救人要紧，但他脑子里同时蹦出另一件事：在这动荡的时刻，留在北京的意义远不止抗震救灾。

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华国锋、陈锡联等人已经赶到。汇报结束后，众人散去，李先念被华国锋叫住。两人无声对视几秒，彼此心照不宣——对付“四人帮”的时刻越来越近，只是时机、方式仍需推敲。就在这间挂满裂痕的屋子里，他们再次确认：必须留在北京，不能走。

时间往回拨一年。七五年十二月，接连两份“请外出疗养”的医院报告摆到毛泽东案头。一份写着“李先念”，一份写着“叶剑英”。建议都被批准，可两位当事人谁也没动身。病是实情，但局势更要紧。李先念悄悄给叶剑英打电话，言简意赅：不走、不见、少通话。电话那头只回了一声“好”。自此，“约法三章”成了两位元帅与副总理之间的默契暗号。

不打照面并非生分，而是种自保。那段时间，“四人帮”盯得紧，谁去谁来都可能被做文章。李先念心里门儿清：只要自己和叶帅留在京城，再配合已获毛泽东信任的华国锋，就能为将来反制留下一枚关键砝码。于是，病房成了他的“指挥所”，文件往来、外宾接待照旧，只是刻意保持低调。

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动手更狠。李先念硬撑着跑去全国计划会议，提国民经济、提抓生产，实则给沉闷的政治空气塞进一口活氧。“四人帮”想找茬，却拿不出把柄。李先念面上是病休，暗里却在各线串联：和陈锡联北海偶遇闲聊、与华国锋碰头商议、探望朱德借机摸底。每一步都在积蓄力量。

九月九日凌晨，毛泽东逝世。守灵期间，政治局气压低得吓人。江青言辞凌厉，王洪文阴晴不定，连走廊都透着燥热。一次短暂的休息间隙，陈锡联挤到厕所门口低声问李先念：“怎么办？”李先念只吐出两个字：“等等。”看似拖延，实则等华国锋最后的决心。

九月十一日，华国锋借“体检”走进李先念办公室。门关上，他直截了当：“现在不能再拖，你同意代表我去见叶帅吗？”李先念点头：“可以，但得快。”华国锋起身离去，前后不到十分钟。短促，却足够。

三天后，李先念让司机把车开往香山。车到山脚，他才通知警卫：去见叶帅。叶剑英得知来访，心里一紧。客厅落座后，他直问：“你是奉命公事，还是老交情来看我？”一句话，点破尴尬，更显警惕。李先念笑答：“都算。”随即拧开收音机，把音量调到最大。

噪声掩住交谈，两位老将改用纸笔。短句、勾线、再烧毁。李先念写：“斗争不可避免。”叶剑英回：“你死我活。”又问：“陈锡联可信？”李先念画圈，添上“完全可靠”。默契达成，剩下的只是执行。

李先念离开香山，当晚便在保密电话里向华国锋汇报。三人约定：会议厅随时碰头，每晚用明白话通电话。与此同时，汪东兴负责稳住中南海警卫，确保突然行动能一击即中。

十月初，联络、部署、名单、口令一件件敲定。表面上是例行政务，暗地里却兵分几路。有人盯着广播总台，有人守着中央警卫局，更有人计算“四人帮”出入钟点。六日清晨，北京一切如常，午后风向却变。傍晚，王张江姚被隔离审查，行动干净利落。

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才真正回到病榻。政治压力骤减，心脏反倒不再频繁报警。有意思的是，那个“约法三章”从未正式解除，可它的历史使命已然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