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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喽,大家好,小圆今天想和大家聊聊芯片的往事,如今我们总说芯片被卡脖子,光刻机、先进制程成了难啃的硬骨头,不少人会好奇,咱们的芯片技术是一直这么落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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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国家制定十二年科技规划时,半导体技术就被列为四大紧急措施之一,可见对它的重视,但当时的情况用一穷二白形容毫不夸张,缺技术更缺人才,连一本像样的专业教材都没有,老一辈最让人佩服的就是这种缺啥造啥的劲头。
北大、复旦等五所高校的人才齐聚北大,硬是办起了我国第一个半导体专业,由黄昆和谢希德两位先生牵头,还合著了我国第一部半导体教材《半导体物理》,这就像盖房子先打地基,人才培养就是芯片事业的第一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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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有了,材料又成了拦路虎,制造晶体管必须用到锗单晶,可当时咱们连一根合格的锗单晶都没有,这时候就得提中国半导体材料之母林兰英先生,她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放弃了优渥的工作,以母亲病重为由才获准回国。
登机前被扣留了存款,却死死护住了随身携带的锗单晶和硅单晶,1957年她回国后,和中科院半导体研究室主任王守武联手,当年就拉制出我国第一根锗单晶,有了这份火种,专门生产晶体管的109厂和109乙晶体管计算机才得以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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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美国发明第一块集成电路时,咱们的半导体研究刚起步,但追赶的脚步从未停歇。1957年,王守武就研制出我国第一支锗晶体管,这个时间距离美国发明晶体管也不过短短几年,更值得一提的是“王氏兄弟”的佳话。
1964年,也就是我国原子弹爆炸的同一年,王守武的弟弟王守觉研制出我国第一块集成电路,这块芯片直接用在了两弹一星的功勋计算机109丙机上,服役15年从未掉链子,可能有人觉得,和美国比差了六年是不是有点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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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知道,当时西方对我们实施严格的技术封锁,几乎所有设备都得自己造,王守觉先生回忆,研制集成电路时没有光刻胶就手工涂胶,没有光刻机就用显微镜和紫外灯搭简陋设备,最终做出的“芝麻管”晶体管,重量只有普通晶体管的几十分之一。
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咱们用十几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几十年的路,而且核心技术完全自主,更惊喜的是,芯片的配套装备光刻机也没落下,1965年就研制出65型接触式光刻机,1980年清华大学团队更是做出了自动对准分步投影光刻机,还拿了科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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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70年代,西方技术开始加速迭代,咱们的差距逐渐显现,1976年美国已经做出64K DRAM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特征尺寸2-3微米,而我国1978年才做出4K DRAM,特征尺寸5微米,1981年的16K DRAM还存在成品率低的问题。
这种差距不能怪科研人员不够努力,主要是芯片是系统工程,而我们长期被巴黎统筹委员会封锁,设备、材料大多买不到,王守武就曾说过,当时只有显微镜等少数设备进口,其余全靠自产,1973年日本NEC愿意转让3英寸芯片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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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咱们当时最多只能拿出1500万美元,连对方报价的一半都不到,最终错失机遇,但即便如此,咱们的突破从未停止,1985年中电科45所研制出1.5微米分步重复投影光刻机样机,而当时巴统的禁令是5微米以下,也就是说这款光刻机完全能满足当时的需求,根本不存在“卡脖子”。
同年清华大学团队的存储芯片制程已经达到3微米,技术上实现了突破,只是还没来得及产业化,客观说,此时咱们和西方确实有差距,但也就差一两个世代,而且保持着自主研发的完整体系,只要持续投入就能缩小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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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造不如买之前的芯片发展史,从1956年起步到80年代初,咱们用二十多年时间,在人才、材料、核心器件、关键设备等方面搭建起完整的自主体系,集成电路研制比美国晚6年,光刻机技术能满足当时需求,与西方的差距始终控制在可追赶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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