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警告称，中国的研究论文热潮可能是一场“虚假繁荣”

内容提要：

中科院院士张宏警告，中国科研论文和专利数量全球第一，却陷“虚假繁荣”：评价体系唯论文、唯项目，重数量轻质量；资源驱动型研究追热点、堆规模，挤压“从0到1”原创空间；经费分配不均、海归优先、激励扭曲，致年轻学者避风险、难出颠覆性成果。巨额投入换来“集邮式”产出，质量堪忧，亟需改革机制，方能实现真正的科技创新。

一、中科院院士张宏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称，研究论文热是一场“虚假繁荣”，真正的创新可能面临风险。

一位顶尖科学家严厉批评中国日益以资源为驱动的研究文化，警告说依赖庞大积累的资金、人力和数据来进行科学产出是低效的，且实际上是在削弱真正的创新。

自2019年以来，中国科学家在顶级国际期刊发表论文数量不断增加，发表的论文数量领先全球，实际上这可能是一场虚假繁荣，不仅无益于中国的科学研究，还可能阻碍中国真正的科技创新。

这位顶尖科学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资深细胞生物学家张宏，近日他在接受科学传播媒体《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采访时，指出为了获得头衔和更多资源并从中牟利，中国的一些研究人员人为地扩大项目规模，夸大项目重要性，精心策划包装后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他谴责了中国科学研究日益陷入的“恶性循环”。《知识分子》周一在其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了一篇文章介绍了对张宏院士的访问。

张院士说：“我经常听到有人吹嘘自己在《科学》、《自然》或《细胞》等顶级期刊上发表了一篇价值数千万元的论文。他们真正炫耀的并非科研成果的科学价值，而是自己掌握了多少资源。”

张院士指出，这类研究虽然擅长追逐热点话题和拓展现有理念，在大陆还通常被称为“超大规模科学”，却挤压了真正创新所需的空间、技术和资金。

他警告说，那些被定义为原创性、高风险、开辟全新方向的“零到一”突破，往往与规模无关，而且在我们这种追逐论文数量领先的科研环境下越来越难以实现。

张院士承认，中国科学家在百万到亿级的科研领域表现出色（意思依托巨额资金的研究），今年在顶级期刊上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张院士称：“这就像集邮一样，有钱可以买到更多的邮票，但为什么我们从零到一的突破却如此罕见？”

他还指出，过去常有一些中国论文在国际期刊发表后，被别国的科研人员发现难以重复验证，多数是因为存在造假或数据断章取义的情况。

现在这些研究无法重复，因为其他人负担不起。——数千组学检测，数万个样本分析。谁有资源来重复这些研究？

张院士指出，科研经费分配日益不均，从国外回国的资深科学家往往一回国就获得数千万元的资助，而本土默默从事原创研究的研究人员却难以获得支持。

他警告说，这种不平衡正迫使年轻科学家追逐资源驱动的道路。“这种科研文化的转变令人担忧。它可能会扭曲整整一代人，甚至更多。”

张院士表示，他并非反对大型项目本身，而是反对那些资金和人员臃肿、目标却只是为了发表引人注目论文的项目。

他指出，这类项目往往追逐那些看似新颖却缺乏深度的理论、框架和流行语。张院士说：“这是一种建立在自我宣传之上的虚假科研繁荣。它误导了决策者，最终损害了国家利益。我对此深感担忧。”

二、自2022年开始，中国在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提交的专利数量均超过美国，但从0到1突破性原创成果稀缺。

近年来，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投入大幅增长。根据SSTi的数据，从2000年到2023年，中国的研发总支出从254亿美元增长到4830亿美元，增长率19.3倍，研发经费规模仅次于美国。美国的R&D

从2686亿美元增长到9563亿美元，仅增长3.6倍。但美国的R&D规模仍然是我们的2倍多。

从R&D占GDP的比例看，我们从2000年的2.1%增加到2023年2.7%；但美国从2.62%增加到了3.45%。美国GDP中用于R&D的比例仍比我们高出0.75个百分点。

科技部称，中国科学家在科研产出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比如去年，中国科学家发表的医学相关论文占全球总数的一半。多项美国研究也表明，从期刊论文数量角度，中国在多个学科领域的科研水平和影响力似乎已经超越美国。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院发布的数据，中国从2022年开始，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期刊发表论文数量首次取代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在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和被引数量方面也位居世界第一。

在该研究所发布的统计数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在全球最具影响力期刊上发表论文最多的国家。

2022年，全球共有159种极具影响力的期刊，涵盖178个学科。

去年，中国为这些期刊投稿了16,349篇论文，占全球总数的30.3%，首次超过美国。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NCSES）的数据，2022年，中国创新者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提交了约68,600件专利申请，超过同期提交的58,200件美国同行。这一发展不仅凸显了中国在全球技术进步舞台上蓬勃发展的角色，也标志着全球知识产权创造平衡中的关键时刻。

尽管中国科技发展迅猛，中国官方仍多次呼吁取得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高层领导人强调，需要大胆创新，以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并将中国打造成为真正的科技强国。

三、中国的科研成果为什么数量多而质量差？

中国科研论文和专利数量全球第一，但“从0到1”突破性原创成果稀缺，主要源于体制性与文化性因素。

一是评价体系重数量轻质量。

科研人员晋升、经费、奖金高度依赖论文数量、期刊影响因子和专利申请量。这种“唯论文、唯帽子、唯项目”机制鼓励快速产出、安全增量研究，而非高风险原创。大量研究追逐热点、堆砌资源（如超大规模样本分析），易发顶级期刊，但深度创新不足。张宏院士称此为“资源型科研”，像“集邮”般有钱买更多“邮票”，却难诞生真正突破。

二是激励机制扭曲创新方向。

政府补贴和现金奖励刺激专利申请，导致许多低质量、防御性专利涌现。论文也类似：过去有造假问题，现在规模过大难以重复验证，质量参差。成果转化率仅约6%，远低于美国50%，反映产出多为“熟练工”式而非颠覆性。

激励机制还体现在荣誉和职位上。比如本科毕业于郑州大学的闵超，2021年进入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攻读硕士学位，2023年转为法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在中国大学研究马列容易写论文，闵超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刊登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江苏社会科学》《山东社会科学》等期刊。凭借这些永远无法验证与实用的论文，闵超26岁便任浙大博导，成为中国研究人员通过论文走捷径的新典范。这种激励机制对科技创新方向的扭曲是非常严重的。

三是风险厌恶与资源分配不均。

原创研究失败率高，但体系不宽容失败，年轻科学家被迫追逐资源驱动项目。海归学者常获巨额资助，本土持久耕耘者难获支持，挤压“冷门”与高风险方向空间。教育文化也抑制批判思维和创造力。

四是整体生态影响。

巨额R&D投入推动科研数量跃升，却在“内卷”中牺牲质量。尽管中国在AI、量子等领域有进展，但诺奖级“从0到1”突破仍罕见。官方多次呼吁大胆创新，以减少对外国技术依赖，但反映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鲜有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瞄准从0到1的原创，大有都不愿意从事难以见效的原创研究。

总之，这种科学研究的“虚假繁荣”除了有利于每天宣称造势，还会误导决策，扭曲一代科研生态。若不改革评价与激励机制，数量优势难转为真正科技强国实力。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