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国：与其说是“罪责”问题，不如说是“共情”问题

文 | 伍国，作者授权发布

读了《联合早报》上纪赟先生和甄鹏先生关于日本平民的战争罪责问题的论辩（可参见微信公号“高山西月说”），我也感觉这个问题是一个十分敏感，但确实难以得出确切答案，甚至可以无休止地争辩下去的问题，但也惟其如此，才更有思想启迪价值。

站在论辩的第三方，但同为文化和情感上的“中国人”的立场，我试图提出另一种视角：即这个问题的核心，或许不在于战时日本平民有没有罪，有没有连带责任，侵略国和被侵略国的平民是否应该被分开看待的问题，而在于我们自己对受害的日本平民能不能产生足够共情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更需要做的不是站在上帝视角去评判历史上的“平民”，而是反观我们自身，问问自己能否做到对战时日本平民完全共情。再进一步说，这本质上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灵魂拷问，是一个高度主观和个体化的问题。

首先，我们都没有适当的位置和权威去从法律意义上判定侵略国平民的“罪”，因为法律意义上的罪行的判定，需要程序和证据，并不是我们这些关注历史的人能做，甚至连“罪”这个词语的使用都需要小心。我们很难在英文文献里看到美国人是否认为日本平民有罪（crime）,并且需要在最终被正式“控罪”（indictment）, 因为严格意义上的罪行，都已经经过远东军事法庭的调查，取证，和裁决。

在这一意义上，中文世界里用“罪” 来思考日本平民在战时的角色，毋宁说是取其宽泛的隐喻意义：即这里的罪不是法律意义上罪，不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里那个罪，只是指涉社会和伦理意义上的“责任”。在这里，我们就进入到真正具有争议的问题，即战争中执行者，盲从者，以及大众的责任界定问题。

当然，这个责任在某些人那里，和法律裁定不是无关的。在二战后的一部著名的欧洲纪录片《夜与雾》里，受审讯的纳粹军官在法庭上都说“我没有责任”，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虽然参与屠杀，但只是在奉命执行公务，因此不应该承担法律意义上的罪责。我至今还得读博士期间学习欧洲历史，看到这部纪录片时的震撼，我也就是从这个开始思考这个难以回答的战争责任问题。

纪录片《夜与雾》

如果说，有血债的军官尚存在在法庭上自辩有无罪责的场景，那么，普通日本平民应该说并没有这个意义上的“罪行”，只涉及伦理意义上“责任”。但是，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在一个军国主义政权的强力裹挟下，普通平民确实没有选择的权利，没有拒绝的资格，甚至没有深度思考的勇气。如果我们从史料上看到战时日本如何从小学生开始就进行裸身体能训练 ，就培养帝国空军飞行员的种子，日本飞行员如何自杀攻击以前如何在自己的村庄上空久久盘旋，就会理解普通人在国家机器面前的无奈。如果再了解日本反战左翼何如被政府压制，也会理解日本平民事实上生活在一种非理性的狂热气氛中。我以为，在这个意义上看，日本平民确实是麻木和顺从的受害者，但也确实有哲学而非法律意义上的，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因而战后盟军司令部对日本的改造计划中首先就包括对教育体制和教科书的改造，是完全正确的。

这里的意思非常明白：平民不必承担罪责，但是军国主义教育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但是，我在基本确认自己认为日本平民也是受害者，确实没有必要人为区分侵略国的平民和被侵略国的平民以外，也必须直面自己的内心，因为我个人确实无法做到对日本平民的情感完全共情。我所关注的，也不在于对平民的控罪或追责问题，而在我自己的主观情感问题。

同样是在读博士期间，我在大学图书馆里看了一部描述东京大轰炸以后一对日本小兄妹悲惨遭遇的卡通片《萤火虫之墓》。不论别人如何看待这部片子，我当时是看了三分之一就放弃了，因为我当时立即觉得，日本人在对其他国家的人民造成了如此惨绝人寰的屠戮和戕害以后，仍在纪念战犯，同时仍在渲染自己平民在受到反击时的悲情，对于受害者，特别是受害最深的中国人，是不公平不厚道的。

在这里，我认为未成年的一对日本小兄妹有罪吗？当然不是，我觉得他们有连带责任吗？也不是。问题在于，我个人很难对这样的情节产生共情。事实上，在我小时候，家里就有关于日本原爆受害者的书《黑雨》。从国内大学时期，到美国读书期间，都有日本朋友，也学过日语，去过日本，也读过夏目漱石，川端康成，大江江三郎，春上村树，其中尤以川端康成作品重复阅读次数最多。也细读过出版于1925年的鲁迅周作人兄弟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而其中就有好几篇带有浓重的反战气息（日俄战争和一战），但日本小说家们除了表达悲观和无奈，也提不出任何更好的方案。在个人意义上，我对日本同学和朋友的友善和礼数周全有非常好的印象，但我也当着他们的面批评过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的帝国主义本质和侵略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确实无法对《萤火虫之墓》产生对所有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那样的反应，甚至对日本人对自身受害的渲染产生抵触，我自认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进一步说，我确实不认为日本平民集体有罪，至于是否有道义和伦理上的责任，应该由日本人自己去反省，就像阿伦特以犹太人的身份自省一样——被动的卷入，沉默的顺从，无奈的配合，或者真诚的“庆祝”，是不是共同构成了一种“平庸之恶”？我也赞同使用核武器必须顾忌对平民的伤害这个理念，但似乎美国人当初是在评估了使用常规武器强攻所造成的平民伤亡不会小于这两次投弹之后，做出了使用的决定, 而对使用两枚原子弹的道德争议，就我的了解，也从来不是美国社会的思想主流。很多参加过二战的美国老兵终生不买日本车，遑论去对日本平民共情，而这还是在美国无辜民众并未直接被残暴对待的前提下。当然，投掷原子弹的法律和伦理问题，最应该由美国人自己反省，而《奥本海默》这部电影就透露出了一些就科研与后果和道德责任之间的张力进行反思的线索。

电影《八月狂想曲》

在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后期作品，出品于1991年的电影《八月狂想曲》中，他也触及了日本人的战争记忆和叙事。首先，片中的已经显得很“美国化”的孩子们去参观长崎原爆纪念园里各国赠送的纪念雕像，并开始询问为什么没有美国赠送的纪念品，孩子自己的答案是，因为是美国炸的；第二，片中结尾处的奶奶（爷爷死于原爆）被暴风雨唤起了战时的创伤记忆开始精神迷乱，影片就此结束； 第三，片中的母亲在美国的哥哥的日美混血儿子（李察基尔扮演），显然象征了日本和美国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类似的“美国人”置身“日本”并“介入”日本的角色还可参见日本电影《人证》和美国电影，汤姆克鲁斯主演的《最后的武士》）。

黑泽明的这部并不特别出彩的电影里明显展露了日本的伤痕与悲情和对美国的一些微妙的反讽和批判，并把所有的暧昧，矛盾和冲突压缩在一个三代人的家族里——创伤的老一代，现实和势利的父母一代，世界观尚在形成的懵懂的少年一代。但是假如站在中国人的角度，片尾似乎非常刻意拍摄的带着战争精神创伤的奶奶在原爆纪念日那天的暴风雨中走出户外，雨伞被大风吹得翻过来的经典场景，虽然画面构图堪称完美，但能否让中国观众产生共情，我也很怀疑。

我只能说，在“法律”（无罪）和“伦理”（无辜但应自省）以外，我确实在“情感”这第三领域中无法对日本平民在盟军反攻过程中受到的伤害产生完全和对自己的殉难同胞一样的共情。这大概就是一种个人民族感情的体现，也或许就是自己并未“优入圣域”离大爱无疆还差几步，但我不强求其他人和我一样，只是怀疑，即使在理智上认为所有战时平民同样无辜的中国人，是否在看日本电影《黑雨》，《萤火虫之墓》，《八月狂想曲》时能够真正完全共情日本人。毕竟，带有偏向的主观感情是任何凡人都无法回避也无法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