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与“敦煌热”，不该被遗忘的传奇

“若不去敦煌，此生画艺终难大成！”

1941年，四十二岁的张大千正值艺术盛年，却做出一个震惊画坛的决定——他拒绝赞助，毅然卖画、卖收藏，甚至典当夫人的首饰，自筹资金，携弟子、家眷及工匠十余人，载着颜料、纸笔与生活用品，一路向西，历经一个多月的风餐露宿，终于抵达敦煌。

1943 年，张大千（第二排右十）与向达（第二排右五）、常书鸿（第三排右一）、史岩（第三排右二）、谢稚柳（第二排右七）、萧建初（第二排右一）、张心智（左一）合影于榆林窟

彼时的莫高窟，还隐于戈壁深处的寂静之中，洞窟残破、壁画斑驳，除了零星僧侣，鲜有人问津。在风沙呼啸的洞窟中，张大千与子侄门人开启了长达两年七个月的临摹生涯，共完成276幅敦煌壁画临摹作品。

20世纪初的莫高窟

这些临摹作品让世人首次清晰窥见敦煌壁画的艺术魅力，直接推动了后来敦煌研究院的成立与系统性保护工作。可以说，张大千的敦煌之行不仅是个人艺术探索的巅峰，更为敦煌艺术的保护与传播作出卓越贡献，推动敦煌艺术走向世界。

近日，四川博物院编《石壁丹青：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集》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是这批独家馆藏的首次公开出版，不仅是一本精彩、厚重的画册，更堪为半部敦煌艺术研究史。

《石壁丹青：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集》

四川是张大千的故乡，四川博物院收藏张大千和大风堂师生书画作品数量和价值居于全国重要地位。张大千与弟子的276幅敦煌壁画临摹成品中，62幅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余由张大千夫人于1953年悉数捐赠给川西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前身），一同入藏的还有200余件临摹过程中诞生的白描画稿，为研究敦煌艺术与张大千的创作历程留下了珍贵实物。

首次公开出版的张大千临都督夫人礼佛图 四川博物院藏

《石壁丹青：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集》以四川博物院藏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为基础，选取代表性石窟、代表性画作，将敦煌原洞窟、张大千临摹品、白描画稿做对比展示，多角度展现张大千对敦煌艺术的学习借鉴及消化运用。

提起张大千，徐悲鸿那句“画坛五百年来第一人”的盛赞早已成为艺术史的共识。这位国画大师艺术生涯中最具震撼力的转折，并非诞生于书斋画室，而是镌刻在敦煌戈壁的漫天风沙里。他的敦煌壁画临摹作品不仅精准还原了壁画的色彩肌理与精神内核，更融入对传统艺术的深刻理解，使其个人画风脱胎换骨，从早年的清丽雅致转向雄浑厚重的盛唐气象。

来到敦煌后，张大千做的第一件事，是为莫高窟编号。他用了五个月时间，调查了492个洞窟，最终编了309号，成为继法国人伯希和、甘肃省有关方面之后，系统为莫高窟编号的第三人。书中首次公开的张大千绘《莫高窟水墨崖面全景图》、莫高窟和榆林窟测绘图、《榆林窟考察笔记》、装箱册等，正是张大千对敦煌进行科学考察的实证。其中《莫高窟水墨崖面全景图》以水墨速写的手法描绘了莫高窟南区及北区崖面的立面全景，图中不仅包括早期崖面图中常常缺失的北区立面，而且每个洞窟均标注了张大千编制的309个石窟编号。71页考察笔记详细记录了洞窟编号、塑像、壁画内容，装箱册则涵盖临摹壁画目录、藏画清单、常用印章等信息。

首次公开的水墨速写莫高窟崖面立面全景图（局部）四川博物院藏

在临摹壁画过程中，张大千独创“复原临摹法”，通过研究色变规律，推测原画色彩，使临摹品“焕若初成”。他强调“完全一丝不苟地描，绝对不能参入己意”。书中收录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白描画稿等160余幅珍品，涵盖供养人、菩萨像、经变画等11大类，近70幅敦煌原壁画与张大千临摹品的直观对照，完整呈现大师补全残缺、还原神韵的艺术过程，是不可复制的艺术对照样本。此外还有多年来四川博物院关于张大千作品的重要论文和资料整理成果，从洞窟编号、现代测绘、文化传播等多维度，还原一个更立体的张大千。

《石壁丹青：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集》内页

1943年，张大千带着临摹作品在兰州、成都等地展出。展览直接推动了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的成立，结束了莫高窟近400年的无序状态。此后，他又将敦煌艺术带到印度、法国、泰国等地，让这一东方瑰宝走向世界，更激发了段文杰等学者的研究热情。

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常书鸿说：“在莫高窟最荒凉的日子里，张大千是为数不多真正理解其价值的人。”

学者陈寅恪评价：“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之研究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原标题：《张大千与“敦煌热”，不该被遗忘的传奇》

本文作者：解放日报 施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