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徐国夫遇见许世友，讥讽道：你一个军长，能量也就这么大

1935年的川陕，地界上，风里都带着股子肃杀气。

红四方面军开高级干部会，那都是军、师一级的头头脑脑，哪个不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会场门口，人来人往，大家见了面，点个头，神色都绷着。

就在这份严肃里，有人唱起了反调。

红9军组织部的副部长徐国夫，那年才21岁，官不大，胆子却不小。

他直愣愣地就杵在了红4军军长许世友跟前。

许世友是谁？

那是全军上下都晓得的猛将，脾气更是出了名的硬。

可徐国夫瞅着他，眼神里没半点下属该有的恭敬，倒全是火气。

他嘴皮子一动，一句带刺的话就甩了过去。

声音不高，但在场的人听得清清楚楚，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在军队里，这么当众给军长难堪，跟自己断了前路没什么两样。

周围的人都觉得，这年轻人怕是要完。

可怪事就这么发生了，许世友那张脸，出了名的说炸就炸，可这回，没响。

他只是定定地看了徐国夫几秒钟，嘴角咧开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弧度，啥话没讲，扭头就进了会场。

那个笑容，不像生气，也不像高兴，倒像是有点无奈的苦笑。

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

徐国夫是安徽六安人，大别山那地方，穷是真穷，但人也硬气。

他14岁就出来闹革命，1930年参加了红军，骨子里就不是个安分的主。

他的人生信条简单直接，就是到前头去，跟敌人真刀真枪地干。

在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2师当战士那会儿，他打起仗来就是个拼命的角色，每次冲锋都嗷嗷叫着往前扑。

这股子劲儿，很快就被他当时的团长许世友给相中了。

许世友看人，不看你有没有文化，也不看你嘴皮子多利索，就看你敢不敢打，敢不敢死。

他在徐国夫身上，看到了自己想要的那种兵。

于是，许世友亲自找上门，说想把他要到自己手下。

对一个普通战士来说，能被团长这么看重，那是天大的面子和机遇。

徐国夫当时心里热乎乎的，就盼着调令赶紧下来，跟着这位传奇团长好好打几场硬仗。

可人算不如天算。

命令没下来，徐国夫还在原来的部队35团待着。

他倒也争气，从通信排长干起，靠着战功一步步升到了指导员。

就在他觉得自己在指挥员这条路上走稳了的时候，新的调令来了，可方向却拐了个大弯。

因为他口才不错，脑子也灵光，红9军政治部把他要去当了干事。

这就好比一个握惯了枪杆子的手，现在非要让他去拿笔杆子。

徐国夫心里那个憋屈，甭提了。

他觉得自个儿是块打仗的料，不是坐办公室的料。

炮火连天的前线才是他该待的地方，而不是机关里那些文书和报表。

他前前后后打了好几次报告，申请回战斗部队，但都被上级给驳了回来。

那个年代，干部是宝贝，会写会算的干部更是稀缺资源，政治部的领导哪肯轻易放人。

正当徐国夫郁闷得不行的时候，他又碰上了许世友。

这时候的许世友，早不是当年的团长了，已经是威名赫赫的红4军军长。

听了徐国夫的满腹牢骚，许世友把胸脯拍得山响，话说得斩钉截铁：“这叫什么事儿！

你等着，我去找他们要人，保证把你调出来！”

在徐国夫听来，军长开了金口，这事就稳了。

他满心欢喜地回去等消息。

可左等右等，一天，一星期，一个月，调令连个影子都没有。

时间一长，最初的希望就变成了失望，最后那点失望全变成了怨气。

他认定，是许世友这个大军长说话不算话，把自己给耍了。

一个承诺没兑现，在他心里就成了个解不开的疙瘩。

可徐国夫不知道的是，许世友还真不是耍他。

许世友确实是去找了红9军的政治部主任曾日三。

他本以为凭着自己军长的面子，要个干部是手到擒来的事。

没想到，在曾日三那儿碰了个硬钉子。

曾日三也是个爱才的主，他跟许世友掰扯得很明白：政治部现在一摊子事，忙得脚不沾地，徐国夫是挑大梁的骨干，你一句话就要调走，我这工作谁来干？

红军跟旧军队不一样，不是谁官大谁说了算，上面还有组织原则这道“紧箍咒”。

许世友是红4ü的军长，可徐国夫是红9军的人。

他能提建议，能去商量，但人家单位的领导要是不放人，他这个军长也无权硬抢。

来来回回沟通了几次，曾日三就是不松口，许世友一个大军长，硬是被“组织程序”给挡了回来。

许世友这人，性格直来直去，答应了别人的事没办成，觉得脸上无光，也就没好意思再去找徐国夫解释这中间的曲折。

他选择了沉默，可这份沉默，在毫不知情的徐国夫眼里，就坐实了“言而无信”的判断。

这口怨气憋了小半年，终于在1935年秋天那次会议的门口，当着众人的面爆发了出来。

许世友之所以不发火，反而露出那种复杂的笑容，正是因为他心里有愧。

他明白这个年轻人的火气从哪儿来，也理解他那份想去前线的急切。

他知道，当时那种场合，解释再多也没用，反而显得自己小气，不如一个苦笑，让这事就这么过去。

这是他的无奈，也是一种身为高级将领的气度。

这件事，把红军内部的一个规矩摆得明明白白：个人的威望再高，也得服从组织的安排。

军长的权力很大，但大不过制度。

时间到了1936年4月，机会来了。

红四方面军要挺进西北，那地方地广人稀，骑兵的作用至关重要。

方面军总部决定，组建我军第一支正规的骑兵部队——骑兵师。

师长的人选，正是许世友。

为了让这支新部队尽快形成战斗力，总部给了许世友一道“特权”：组建骑兵师所需干部，可以从各部队任意挑选，原单位必须无条件放人。

这回，许世友手里拿的可是“尚方宝剑”。

他拟定干部名单的时候，第一个就想到了徐国夫。

他要的，就是那个敢打敢拼，甚至敢当面顶撞自己的年轻人。

他清楚，那种桀骜不驯的脾气底下，藏着的是对战斗的极度渴望和一颗滚烫的心。

一纸调令送到了徐国夫手上，任命他为骑兵师一连指导员。

那时候的骑兵师刚成立，总共才四个连，不到二百号人，连指导员已经是绝对的核心骨干。

徐国夫捧着调令，心里五味杂陈。

没过多久，许世友到一连视察，又见到了徐国夫。

他看着眼前这个站得笔直的年轻人，半开玩笑地说道：“你上次在会上让我下不来台，这笔账，我们是不是该算算了？”

徐国夫哪還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一张脸涨得通红，立正敬礼，准备认错。

许世友却摆了摆手，臉上的玩笑神色收了起来，严肃地讲：“你相信我这个军长没错。

错在我，把事情想简单了，以为我这个军长就能说了算。

但军队有军队的规矩，跨军调人，我说了不算。

这一点，你以后也要记住。”

徐国夫听了这话，心里那最后一点疙瘩也解开了。

他脖子一梗，犟脾气又上来了，回了一句：“我相信军长，怎么会有错？”

看着他这不服输的样子，许世友紧绷的脸“噗嗤”一下就笑了，笑得格外开怀：“跟你开句玩笑，还当真了！

我就欣赏你这股劲儿！”

这一笑，过去的恩怨便烟消云散。

徐国夫彻底明白了组织纪律的分量，而许世友也再次确认，自己没有看错人。

到了骑兵师，徐国夫算是蛟龙入海。

在许世友的指挥下，他在广阔的草原上策马驰骋，带着骑兵连执行最危险的侦察和前卫任务，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

许世友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不久后骑兵师扩编，他毫不犹豫地把徐国夫提拔为团长。

从那片草原开始，徐国夫成了许世友麾下一员离不开的战将。

1955年授衔，徐国夫的肩章上缀了一颗少将的将星，而许世友的肩章上，则是三颗上将的将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