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一个19岁的男孩跑到军区大院，大喊：首长，俺要找爸爸

1955年冬，青岛栈桥外的海面结着薄冰，一艘新式鱼雷快艇正做急速转弯。甲板上，一个鼻梁被海风吹得通红的少尉站得笔直。艇靠码头，他摘下军帽，露出依稀能看出乡土气息的笑容——这名少尉叫许光。

有人跟在他身后，好奇地追问：“许艇长，你是怎么入的伍？”许光并未立刻回答，只是用手抹去帽檐的盐霜，低声回了一句：“那年我十九岁，一口气跑到山东军区大院……事情有点戏剧性。”

时间往前推到1929年，湖北麻城县乘马岗乡许家洼。许光原名许大安，出生没几个月，父亲许世友便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村口的黄土路一旦失去兵马的声响，寂静得像突然停电的夜。奶奶和姑姑靠讨饭将孩子拉扯大，常常一个馒头分三半，人吃两口，再掰一小角塞进孩子嘴里。

1932年冬，敌军扫荡大别山。姑姑带着他躲进乱石堆，三昼夜滴水未进。夜里冻得实在熬不住，小孩低声喊：“姑，我想爸。”姑姑用棉衣角堵住他的嘴，只剩下一串闷哭声。那年，许光连父亲模样都记不清，只记住一句叮嘱：活下去。

抗日硝烟尚未散尽，解放战争已然开始。1947年盛夏，麻城街头贴着一张报纸，上面写着“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这条消息像从天而降的雷，炸得许母手里的拐杖直哆嗦。老人当夜作了决定：让孙子去找父亲，自己则留在土坯屋守望。

几天后，乡人王树将护送许光北上。两个背包，一封家书，一张写着“许世友”三个字的旧报头，便是全部的底气。沿途车票买不到，就搭货车；没有车，就步行。走到脚底磨出血泡，也不肯停。王树将劝他：“慢点儿，脚要紧。”许光咬牙：“怕疼就到不了山东了。”

1948年春，济南郊外的黄沙被风卷得打眼。军区大门前，警卫刚抬手拦人，只见那小伙突然冲出去，堵在一辆奶油色轿车前。司机急刹。车门开，许世友披一身尘土下车，刚要发火，就听见一句土味十足的话：“首长，俺要找爸爸，他们不让进！”

许世友愣了愣，看向那双黑亮眼睛，似曾相识。对话不长，却像刀子剖开多年的坚冰。家书摊在掌心，字迹模糊，情份真切。许世友把少年一把揽进怀里：“大安，是我！”那声喊，在场的卫士终生难忘。

短暂团聚后，新问题摆在面前——儿子一字不识。许世友当即拍板：先读书，再当兵。他把许光送进山东军区文化速成中学，不久又塞进华东军政大学。课堂上，许光比谁都用劲，生怕辜负那声“是我”。

1951年朝鲜战火起，空军学院招飞。许光也想去，可目力不够，改报第五航空兵学校地勤专业。之后又转到大连海军舰艇学院，最终穿上海魂衫，成为共和国首批本科海军军官之一。教官周复生曾说：“这小子学得快，命令下去转头就做。”许光只回一句：“想让爸省心。”

军旅路正红火，1959年前后，许世友却遇到棘手难题。家中老人年迈，爹娘都盼着长孙在身侧。一次夜谈，许世友长叹：“大安，家里需要你。”许光沉默良久，敬军礼答：“听命！”第二天，他把申请交上，调回家乡新县，任人武部参谋。

从蓝色海浪回到大别山黄土，落差巨大。可许光很快适应，每周蹬自行车往返二十多公里，为奶奶买米磨面。邻居打趣：“海军少尉成了孝子脚夫。”他笑着挥手，不以为意。半年后，奶奶病逝。父亲在东海前线抽不开身，他以长子身份操持丧事，借了三百元，立了简朴坟头。

1985年10月，许世友病危。临终前千叮万嘱，骨灰要落大别山。许光代父禀报中央，护骨归乡，葬在香山脚。那日天灰，他没掉泪，只在墓旁站了整整一夜。

父亲去世后，有人想把许光调进武汉军区机关，待遇显赫。他摇头：“高干子弟的帽子早扔了，别拾回来。”从此留在小县城，做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更多时间泡在乡镇沟渠，替村民争取水利项目。

家教同样严。1978年，大儿子许道昆想报名参军，却差几个月到龄。许光一句“程序不够”便否定。孩子下乡一年后才如愿穿上军装。二儿子、女儿也都走正规路，没要过特殊照顾。女儿许道江后来成为火箭军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一样自费买票，回家全程从不坐父亲公车。

2012年初，体检时查出肺部阴影。女儿请京城专家会诊，许光摆手：“专家该到基层治百姓，不必在我身上浪费。”拖延数月，病情恶化。同年冬，他住进武汉总医院二科，凡是价格昂贵的检查一律拒绝。主治医生直摇头，他却坚持“我级别不高，别超标准”。

1月6日清晨，病房窗外还挂着没拆的元旦横幅。许光将剩余二十万元积蓄交给妻子：“捐家乡助学。”说完合眼，呼吸渐弱。护士掐表宣告时间，07：15。

许光的相册里，最后一页停在老宅门前：他扶着锈迹斑斑的自行车，身后是起伏的麻城山岭。照片无声，却把一个军人的倔强与质朴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