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时代遇上低龄犯罪：未成年杀人该判死刑吗？如何实现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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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节：

01、犯罪的低龄化：未成年杀人犯如何形成？

02、废除死刑之争：立场背后的真相

03、AI时代重构“年龄”：法律跟上了吗？

今年4月，才14岁的初中生优优，被同班同学钟某某持刀杀害，令人无比痛心！

而钟某某，也才14岁！

虽然法院依法顶格处罚，但也只能判他无期徒刑。

优优家属对此不服，提出抗诉，要求判处死刑，但被驳回了。而钟某某家属没有提出上诉，目前判决已生效。

这一判决结果，很快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不少民众认为“杀人偿命”，即便是未成年人，犯下如此重罪也应判处死刑。

但有很多人，尤其是法律界人士却有不同看法，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有违人道精神，我国现行刑法也明确规定不设未成年人死刑。

还有人指出，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已全面废除死刑，若对未成年罪犯执行极刑，是否意味着文明的倒退？

于是，一个沉重的问题浮出水面：未成年人杀人，究竟该不该判死刑？

本文将从精准高效心理学的角度，深入内隐记忆层面探讨这一话题，这也是人类首次从如此深层的心理视角审视此类悲剧。

01、犯罪的低龄化：未成年杀人犯如何形成？

近些年，我们经常看到，犯罪青少年的年纪越来越小。

2023年3月，在云南发生的一起事件令人震惊：一名7岁女孩竟试图将4岁男童推入水井。

男童拼命抓住井沿，女孩却用力掰开他的手，任由他掉进深达2米的水井中，随后若无其事地离开。

若不是附近村民及时听见呼救并赶来救援，这名7岁女孩就成了“杀人凶手”！

还有，河北邯郸三名初中生残忍杀害同班同学，并将尸体掩埋在废弃大棚内。

这些案件，一次次冲击着公众的认知底线。

当看到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杀人案件时，很多人会认为这些孩子是“天生的坏种”。

但如果我们深入“内隐记忆”层面去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天生的坏孩子。

未成年人杀人的根源并不是基因遗传，而是不良的家庭教育和成长环境造成的。

很多人，尤其一些精神心理从业者，习惯把精神心理问题归因于“基因遗传”。

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 “人类基因组计划” ，将人类的基因基本捋了一遍，却未找到所谓的精神障碍“致病基因”。

这说明，简单把精神心理问题推给“遗传”是不科学的，我们要避免陷入“基因决定论”的误区中。

那么，这些未成年杀人犯，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很多人会想到国内知名的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教授。

她在这一领域很有影响力，但她主要运用的理论属于传统心理学中的精神分析流派，只停留在“外显记忆”层面——也就是通过人能主动回想起来的记忆，去解读心理活动与行为。

李玫瑾教授的演讲片段截图

这种解读是非常表浅的，也无法总结出真正科学的、高效的家庭教育建议。

但我们能够深入到内隐记忆层面，也就是那些我们无法想起来、却真实储存在大脑、深刻影响着我们情绪和行为的记忆。

所以，我们对人的心理活动与行为的解读是非常深入的，并有很多颠覆性发现。

其实，这些未成年杀人犯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病理性记忆。

我们颠覆性地发现，病理性记忆至少分为3部分：

叠加性心理创伤。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遭受了很多心理创伤，内心非常压抑、痛苦，积累了大量的负性情绪。

比如，他们的父母一直采取简单、粗暴的家庭教育方式，反复打压、贬低他们等等。

不良的归因模式。这些孩子往往严重缺乏自我反省意识和能力，习惯把问题和挫折全部归咎于他人或社会——“都是别人的错，都是社会的错”。

这种归因模式不是天生的，而是从家庭环境中耳濡目染学来的。

如果父母平时茶余饭后经常吐槽社会、抱怨体制，却从不反省自身的问题，孩子也很容易“有样学样”。

叠加性心理渴求（部分情况）。有些孩子曾受过长期过度夸奖，甚至阿谀奉承，形成盲目自大、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

他们会把取得的成绩全归功于自己，这是一种完全内归因的模式，很容易对别人缺乏感恩之心，成为所谓的白眼狼。

在这些病理性记忆的影响下，尤其当心理创伤不断累积，并在“一切都是别人的错”的完全外归因模式下，他们的愤怒无处释放，很容易就会走向报复别人的犯罪道路。

实际上，这些未成年犯罪者虽然年龄不大，但很多已经表现出人格障碍的典型特征：

- 缺乏自我反省的意识与能力；

- 毫无同理心；

- 行为远远超出了社会规范。

我们一直呼吁，当人格障碍者犯下罪行，尤其是杀人的时候，一定要重判、快判，甚至是顶格判决！

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未成年人不能被判处死刑。这就带来一个隐患：即便服刑后，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也未必会真正反省。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监狱中，当这些未成年杀人犯遭受新的心理创伤，他们会完全外归因，内心的愤怒进一步加剧，甚至由偏执型人格障碍发展成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那么，他们出狱后会变本加厉地找机会报复社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所以，从“内隐记忆”的视角去理解未成年杀人犯后，我们便会清醒地认识到：

一味地宽容，不仅救不了这些所谓的孩子，还很容易成为现代版的“农夫”，为自己和社会埋下隐患。

02、废除死刑之争：立场背后的真相

面对犯下杀人罪行的未成年人，有些人，哪怕来自法律界的专家或知识分子，一直反对判处死刑，这实际上也是非蠢即坏的。

一部分知识分子，以及法律界的专家主张不应对未成年人判处死刑，理由往往是“不够文明”、“违背人道”。

他们常常以西方发达国家废除死刑为例，认为我们也应跟随。

但法律植根于社会土壤，每个国家的司法体系都与其历史、文化紧密相连。

当前世界上主要有大陆法系（如德国、日本）和普通法系（如美国、英国）两大体系。

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主要借鉴了大陆法系的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所以，在不同法系之下，司法逻辑与判决结果往往有着很大的差别。

比如，清华毕业生、谷歌工程师陈立人杀妻案，若发生在中国，那会判处死刑，而且会快判。

但此案在美国审理，不仅程序漫长，其家人重金聘请律师团队、运用“拖延策略”降低舆论关注，最终也难以真正做到公正。

陈立人，图片来源于网络

曾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杀妻案”，也是对美国司法制度的极大讽刺。

辛普森砸重金聘请了号称天下无敌的“梦幻律师队”，为自己开脱罪名。

即使所有证据都指向辛普森，但这帮律师硬是利用美国社会的种族矛盾、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漏洞，最后说服了陪审团成员，辛普森被判无罪。

其实，我国法律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不少来自西方的法学理论与教材，甚至有部分法律教科书就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翻译过来的。

这就导致部分法律人不知不觉接受了“废除死刑才进步”、“对未成年人必须免死”这些观念，却忽略了我国的社会现实与公众对正义的普遍期待。

更要警惕的是，一些反对死刑的声音，背后还存在利益驱动。

如果判处死刑，案件通常随程序结束而终结，律师后续服务空间有限；

若判处无期徒刑，则可能涉及减刑、申诉等多种后续环节，律师的专业介入与收益空间也相应增加。

此外，在立法与司法政策形成过程中，也存在利用权力“夹带私货”的可能。

比如，前段时间有关“封存吸毒记录”的讨论，就被公众质疑是否与个别人士试图为子女消除案底有关。

这种情况若属实，那便是对司法公正的严重侵蚀。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反对死刑纯粹出于善良。

比如在吴谢宇弑母案中，曾有人一直呼吁“刀下留人”，并相信他能悔过，还希望他能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从而警醒社会。

吴谢宇，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种善意可以理解，但如果我们不真正了解犯罪者的心理活动，只凭感情说“原谅”，那反而让该有的正义得不到伸张。

所以，善良不能没有锋芒，法律判决应该在专业、真正理解犯罪心理活动以及长远社会利益之间，走出一条有智慧的路。

03、AI时代重构“年龄”：法律跟上了吗?

其实，人的年龄分为4个方面——物理年龄、生理年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

我们看一个孩子是否成年，主要是看物理年龄，但我们总是忽略了生理年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

如今已经正式进入了AI时代，社会发生了颠覆性的巨变，尤其低效的知识已经烂大街了。

现在的孩子，即使还没到18岁，通过互联网和AI接触到的信息量，远远超过父母和老师所能掌握的范围。

所以，他们的社会年龄，早就超过了他们的实际物理年龄。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孩子内心并不真正认同父母、老师的所谓权威，却懂得在大人面前表现得顺从。

深圳那名杀害同学的初中生就是典型例子——他表面是个普通学生，却一直在伪装，隐藏了自己犯罪的念头。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些极端案件反映出深层问题：一些青少年既没有敬畏之心，也不懂得尊重生命。

正因如此，2021年刑法将最低刑责年龄从14周岁调整到12周岁，这确实是法律进步的表现。

但这样的调整还远远不够。无论是法律体系，还是精神医学对人格障碍的界定标准，很多仍停留在过去的认知框架里。

面对新一代青少年社会年龄早熟、信息过载的现实，我们的社会反应总是慢半拍——在悲剧发生后才开始补救、讨论，然后再修订法律和诊断标准。

在这个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时代，如果法律和社会认知不加速更新，类似悲剧很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在未成年人严重犯罪案件中，如果完全没有死刑的可能，部分犯罪者及其家庭就无法真正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

死刑的存在本身，就是向全社会宣告：生命尊严不可侵犯！

只有当惩罚足够严厉，犯错者及其家庭才会被迫直面家庭教育的失败，深刻地自我反省、改变及提升。

对于受害家庭来说，失去亲人的痛苦，更需要法律给予郑重回应。

死刑判决传递的正是这样的信息：每个人的生命都受到平等保护，违法行为必将付出代价。

这也能够在精神上给予受害者家庭一定的慰藉，甚至还能部分疗愈他们的心理创伤。

对未成年人保留死刑可能，坚守的是“生命至上”这条不可逾越的底线。

法律必须维护最根本的正义准则——如果连最严重的罪行都不能得到应有惩罚，法律的公信力将受损，社会的安全感也会动摇。

最后，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不是在悲剧发生后才去补救，而是提前建立起坚实的防线：

我们不仅需要通过法律让犯罪的未成年人承担应有责任，更需要通过真正科学的家庭教育，帮助每一个孩子塑造健全的人格、学会敬畏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