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人事大变动，余承东接任董事长，把“能打的人”推到台前

202年12月，华为内部出现人事大调整，那个被外界戏称为“余大嘴”、被内部视为“疯子”与“英雄”混合体的余承东，正式接任华为终端有限公司董事长。

与此同时，原董事长郭平卸任，孟晚舟、徐直军这两位集团核心高管也退出了终端公司的董事会名单。

这一连串名字的进退，绝非简单的职位轮换。

在这个时间节点，华为提拔余承东，这不仅是对过去几年“绝地求生”战绩的最高嘉奖，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华为终端业务，彻底告别了“防守求稳”的集体决策时代，正式进入了由强权人物领军、追求极致效率的“进攻时刻”。

外界习惯用华为特有的“轮值制度”来解读每一次人事变动，但这一次，套用旧逻辑显然行不通。

2025年9月底，任正非亲自签发文件，任命余承东为华为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IRB）主任。

IRB是什么？在华为的组织架构里，这是决定产品“生杀大权”的机构。

它掌管着资金投向，决定哪些项目能拿到钱，哪些项目要被砍掉。

三个月前掌管了“钱袋子”，三个月后接过了“印把子”。

余承东此次履新终端董事长，并非单纯的职位叠加，而是完成了从“前线指挥官”到“战略拍板人”的身份闭环。

过去，华为终端的重大决策可能需要经过层层汇报。

孟晚舟把控财经与战略红线，徐直军协调集团资源，郭平坐镇统筹。

这种“集体领导”模式在企业平稳期是风险控制的防火墙，但在瞬息万变的2025年，它可能成为拖慢速度的减速带。

看看现在的战场环境：AI大模型已经渗透进手机的每一个像素，智能汽车的竞争从“电动化”杀到了“智能化”的深水区。

每一个决策窗口期都以小时计算。对手不再只是苹果和三星，还有特斯拉，以及那群杀红了眼的国产新势力。

在这种局势下，华为做了一个极具魄力的决定：给董事会“瘦身”。

孟晚舟和徐直军的退出，不是权力的削弱，而是为了减少中间环节，让决策链条短到不能再短。

集团高层退居幕后进行宏观把控，将前台的战术制定权和资源调配权完全下放。

这意味着，余承东以后想打哪场仗，想调动多少炮火，不需要再开漫长的协调会。

他既是制定作战计划的参谋长，又是冲锋陷阵的先锋官，更是批复军费的后勤总管。

这种“集权”，在华为历史上并不多见，它打破了华为长期以来推崇的“反个人英雄主义”传统，但也恰恰证明了华为的实用主义哲学——谁能打赢，谁就上。

这不仅仅是信任，更是一种“把后背交给战友”的决绝。

华为高层很清楚，在C端（消费者）业务这个战场上，温文尔雅的集体决策打不过狼性十足的个人直觉。

为什么是余承东？这个问题在五年前或许还有争议，但在2025年的今天，答案写在了一连串惊人的数据里。

回望过去几年，华为终端业务经历的不仅是寒冬，简直是冰河世纪。

芯片断供、谷歌GMS禁用、荣耀剥离，任何一个打击都足以让一家科技巨头倒下。

但余承东硬是带着队伍，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看看鸿蒙智行交出的答卷。

截至本月，鸿蒙智行累计交付量已经突破100万辆。

那个曾经被传统车企嘲笑“不懂造车”的门外汉，如今成了行业里谁都不敢忽视的巨鳄。

特别是问界M9，这款均价50万以上的豪车，单款累计交付突破26万辆。

这在以前是中国汽车工业想都不敢想的数字，它直接击穿了BBA（奔驰宝马奥迪）在豪华SUV市场的最后防线。

再看合作伙伴赛力斯，从一家名不见经传、连年亏损的二线车企，在华为的赋能下，2025年营收一举突破1000亿元大关。

这种“点石成金”的能力，让整个汽车圈从最初的质疑变成了如今的排队求合作。

而在基本盘手机业务和鸿蒙生态上，战绩同样彪悍。

鸿蒙生态设备数已经突破10亿台，开发者数量超过900万，开源鸿蒙代码量达到1.3亿行。

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操作系统，而是一个横跨手机、汽车、家居、穿戴设备的庞大数字帝国。

这些数据就是余承东最硬的底牌。

在华为的文化里，没有所谓的“论资排辈”，只有“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

但更重要的是，谁能打下山头，谁就有资格插上旗帜。

余承东的上位，本质上是华为对“战功文化”的极致践行。

他证明了自己不仅能在顺风局里把手机做到全球第二，更能在逆风局里开辟出智能汽车这条全新的万亿赛道。

这种跨界打击、逆境翻盘的能力，放眼全球科技圈，能与之比肩者寥寥无几。

华为需要这样一个人，一个不仅懂技术、懂产品，更懂人性、懂流量，且敢于在千万人面前喊出“遥遥领先”的人。

这次人事变动背后，还隐藏着华为在品牌策略上的巨大转型。

长期以来，华为的形象是严谨、低调、甚至有些严肃的理工男。

但在消费电子领域，这种形象正在失去吸引力。

现在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买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情绪、是认同感、是一个鲜活的故事。

苹果有乔布斯和库克，特斯拉有马斯克，小米有雷军。

这些超级IP本身就是巨大的流量入口和品牌资产。

每当雷军在发布会上穿着牛仔裤演讲，小米的品牌亲和力就上升一个台阶；每当马斯克在推特上发一张表情包，特斯拉的股价就可能波动。

反观华为，在余承东之前，几乎没有一个高管能像“网红”一样自带流量。

余承东是华为的一个异类。

他敢说、敢怼、敢立Flag。

早年间，他的“大嘴”风格在内部颇受非议，甚至因为言论过激被下达过“禁言令”。

但事实证明，在当下的传播环境中，这种鲜明的个人风格恰恰是稀缺资源。

他的一句“遥遥领先”，为华为省下了数以亿计的广告费，成为了全民皆知的网络热梗。

他的每一次发布会，在线观看人数都能轻松破亿。

他不再仅仅是一个高管，他成了华为终端的“人格化”象征。

此次让他接任董事长，实际上是华为官方承认并确立了这种“个人IP”战略。

华为意识到，在与苹果、特斯拉、小米的贴身肉搏中，需要一位能够与用户直接对话、产生情感共鸣的领袖。

未来的商业竞争，是生态的竞争，也是心智的竞争。

余承东这种极具感染力的“布道者”形象，能够极大地降低用户的认知门槛，增强粉丝的粘性。

华为不再担心他“言多必失”，反而希望他“多说多讲”。

这种转变也意味着华为终端的打法将更加激进。

我们或许会看到一个更像“互联网公司”的华为终端：营销更接地气，反应更迅速，对热点的捕捉更敏锐。

当然，将大权集于一人之身，并非没有风险。

过去华为的集体决策机制，虽然效率稍低，但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颠覆性错误。

如今余承东集终端董事长、智能汽车BU董事长、IRB主任于一身，他的个人判断将直接决定数千亿资金的流向和数万人的工作重心。

这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对余承东个人的心力、体力和判断力提出了地狱级的要求。一旦方向判断失误，纠错的成本将极其高昂。

此外，余承东强硬的管理风格和激进的业务推进，在内部整合过程中是否会引发新的摩擦？

华为云研发团队并入ICT板块的调整已经显示出集团在重新梳理业务边界，如何平衡终端业务与其他BG（业务集团）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博世模式”与“造车模式”的内部博弈，都是摆在新任董事长面前的难题。

但显然，华为高层认为，相比于这些潜在风险，在AI和智驾时代掉队的风险要大得多。

现在的科技战争，拼的是速度，是生态的完整性。

AI不仅重构了操作系统，也重构了硬件形态。

手机、汽车、眼镜、手表，这些曾经割裂的设备，正在被大模型缝合成一个整体。

这需要一个能够统筹全局、打破部门墙的人来操盘。

余承东身兼数职，恰恰是为了解决“内耗”问题。

他可以调动手机的软件团队去支援车机系统，也可以把汽车的电池技术下放到消费电子。

这种跨部门的资源无缝流转，在以往的架构下是很难实现的。

对于竞争对手而言，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他们面对的，不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庞大机构，而是一支由最强“战狼”指挥、决策如闪电、执行如钢铁的现代化军团。

参考资料：
关注 | 孟晚舟，卸任！
2025-12-16 13:10·天津广播
余承东接任华为终端公司董事长
2025-12-16 14:55·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