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银行苦斗泰禾五年无果：22亿债权无奈挂牌甩卖

近日，北京产权交易所一则债权转让公告，揭示了一场跨越五年的银企纠葛。

匿名挂牌背后的“本息倒挂”奇观

12月15日，一笔特殊的金融债权悄然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披露，披露期仅为短短五天。尽管招商主体隐晦地使用了“某银行”这一代称，但只要加比对债权金额、抵押物位置及相关法律文书，其真实身份便呼之欲出——北京银行（601169）太阳宫支行。

这笔债权不仅体量庞大，其本息结构还呈现显著失衡特征，在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场景中具有较强的典型性。根据公告披露的数据，截至基准日2025年4月21日，该笔债权总额约为22.1亿元，其中本金仅为9.9亿元，利息、罚息及复利合计达12.2亿元，另有其他费用77万元。

在金融不良资产处置领域，“利息超过本金”是一个极具杀伤力的信号，它意味着这笔债务不仅违约时间极长，而且在漫长的催收与诉讼过程中，债务人有可能完全丧失了偿付能力，致使罚息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最终形成了这种本末倒置的财务黑洞。

这笔巨债的借款人是北京泰禾嘉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泰禾嘉盈”），而站在其身后的连带责任担保人，正是曾经风光无限的泰禾集团及其掌舵人黄其森。

为了借得这笔巨款，泰禾方面当年押上了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路51号院的“泰禾新天地”项目，包括1号楼的580套不动产和3号楼的434套不动产。

然而，时过境迁，如今银行选择将这笔债权“打包”甩卖，且转让底价均为“面议”，透露出北京银行急于出清这笔沉疴旧账的迫切心态。

五年拉锯——从法庭胜诉到执行困局

将时针拨回五年前，北京银行与泰禾集团的关系尚且维持着表面的和平，但随着2020年泰禾债务危机的全面爆发，这种脆弱的银企关系迅速破裂。

2020年8月3日，面对泰禾出现的流动性危机，北京银行太阳宫支行果断采取行动，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法院随即下达裁定，查封了北京泰禾嘉盈名下位于石景山区的多套不动产，并冻结了约10.7亿元的资产。

同年10月，银行方面正式以“公司债券交易纠纷”为由，将北京泰禾嘉盈、武汉泰禾房地产开发集团、泰禾集团及黄其森告上法庭。

这场官司打得并不轻松。2021年6月3日，一审开庭公告发布，不甘示弱的泰禾方面随即提起上诉，试图通过法律程序拖延时间。

案件一路打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直到2022年4月28日，北京高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至此，北京银行在法理上取得了完胜，手握生效判决，似乎追回欠款指日可待。

然而，在不良资产处置中，胜诉往往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2022年6月6日，北京银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标的约为10.5亿元。

随后，银行试图通过司法拍卖变现抵押物，但这条回款之路却走得异常艰难。根据司法拍卖记录，该案执行过程中的核心资产——位于北京石景山鲁谷路51号院3号楼B4塔的303套办公用途房产，于2023年6月正式启动拍卖程序。

这批房产的评估价高达12.6亿元，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起拍价经历了一路下调的尴尬旅程。2023年7月中旬，该标的首次拍卖起拍价定为8.8亿元，约为评估价的七折，但因无人出价而流拍。同年9月，二拍起拍价进一步下调至7.1亿元，相比评估价已近腰斩，依然未能成交。

到了10月的变卖阶段，尽管价格维持在7.1亿元的低位，且吸引了7692次围观，但直至12月变卖周期结束，报名人数始终显示为“0”。

这一从8.8亿降至7亿仍无人接盘的惨淡结局，击碎了银行通过拍卖快速回笼资金的希望。

从2020年立案到2023年流拍，再到2025年无奈转让债权，北京银行太阳宫支行耗费了整整五年时间，走完了诉讼、执行、拍卖的全流程，却发现手中的抵押物在地产寒冬中已难以变现。

利息涨至12亿，而资产价值却在缩水，这道无解的数学题，最终迫使银行选择了“债权转让”这条最后的退路。

北京银行的隐痛

作为债权方，北京银行此番急于甩卖22亿债权的背后，掩藏着其在向5万亿规模迈进时，日益加剧的资本焦虑与指标压力。

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北京银行总资产虽已逼近4.9万亿元，同比增速高达21.5%，但这并未带来相应的安全感。相反，激进扩表导致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路下探至8.44%，在42家上市银行中排名已跌至倒数第三。

比“面子”更紧迫的是“里子”。数据显示，北京银行的拨贷比（贷款拨备率）已降至2.53%，仅高出监管红线0.03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银行通过调节拨备来释放利润的空间已被压缩至极限，任何新增的坏账计提都可能击穿这一安全底线。

在资本硬约束与资产质量优化的双重诉求下，处置泰禾这笔22亿元的大额不良债权，对于北京银行而言，不仅是化解单笔信贷风险的战术动作，更是降低风险加权资产（RWA）、释放资本空间以支撑业务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

泰禾终局：掌门人“二进宫”与千亿废墟

如果说北京银行的困境是受害者，那么泰禾集团则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

2025年对于泰禾集团及其掌门人黄其森来说，又是一个“多事之秋”。

今年6月，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的一纸罚单，揭开了泰禾长期以来的信披黑洞。

因未按规定披露2020年至2022年期间累计达158亿元的重大诉讼，以及年报存在重大遗漏，泰禾集团被罚款600万元，黄其森个人被罚款300万元，相关高管合计被罚1740万元。

更大的事项发生在今年8月22日。泰禾集团公告证实，董事长黄其森因涉嫌违法，被辽宁省新民市监察委员会实施留置。这是继2022年之后，黄其森第二次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

随着黄其森的倒下，泰禾昔日融资神话背后的肮脏交易也被曝光。

11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披露了一起建行原高管黄曦的受贿案，虽未点名，但细节直指泰禾。

黄曦，这位在建设银行深耕32年的原机构业务部总经理，在任职期间利用手中职权，违规将泰禾纳入“特定客户名单”，干预评级，为泰禾融资大开绿灯。作为回报，她在2018年离职后迅速加入泰禾担任高管，收取了所谓的“安家费”3000万元，并约定了千万年薪。

权钱交易的终局是法律的严惩。最终，黄曦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这起典型的政商“旋转门”案件，深刻解释了为什么像泰禾这样激进扩张的民营房企，能在数年间获得天文数字般的信贷支持。

如今的泰禾集团，已是一片废墟，深陷严重的资不抵债泥潭。

财务数据显示，公司资产负债率升至113.6%，净资产彻底跌入负值区间。

而在最核心的债务端，截至2025年10月31日，泰禾及其并表公司逾期有息负债本金余额已高达698.6亿元，庞大的债务正无情吞噬着这家昔日千亿房企最后的生机。

而在经营层面，失血状态仍在持续——继2024年亏213.1亿元后，2025年前三季度泰禾集团再亏48.9亿元，盈利能力几近枯竭。

对于北京银行而言，此次挂牌转让债权，是与泰禾彻底切割的最后一步。

这笔22亿元的债权，最终谁会接盘？是专门处理不良资产的AMC，还是对石景山区物业仍有想法的产业资本？在房地产市场尚未完全回暖的当下，这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这笔债权的挂牌，那个属于“黄院长”的、依靠高杠杆撬动千亿规模的狂飙时代，已经落下了帷幕。留给市场的，只有一地鸡毛和金融机构漫长而痛苦的消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