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插门的陈百顺 作者常亮

一、藏起来的录取通知书
2002年8月，中考结束的那个夏天格外闷热。陈百顺光着膀子在田里割完最后一垄稻子，直起腰时，看见村主任骑着自行车从土路上颠簸而来。
“百顺！通知书！”主任抹了把汗，递过来一个牛皮纸信封。
百顺的手在裤子上擦了又擦，才敢接过。信封右下角印着县二中的红色校徽，这枚小小的印章，仿佛要盖在他的人生里。
晚饭时，百顺爹从工地回来不久，脸上还带着水泥灰：“成绩出来了吧？”
百顺扒着碗里的米饭，头也没抬：“没考上。”
百顺娘正在给妹妹金钗夹菜，手微微一颤，青菜掉在桌上：“真……真没考上？”
“嗯。”百顺往嘴里塞了一大口饭，嚼得很快，“我打算跟舅舅学木工去。”

屋里安静得能听见针掉到地上的声音。百顺爹放下碗，叹了口气：“学手艺也好。荒年饿不死手艺人。”
只有百顺知道，枕头芯里那张纸的温度——他把录取通知书对折两次，藏在棉花深处。他也知道，娘的心脏病药不能断，一盒二十七块五；妹妹金钗刚升初中，学费书本费每年要四百多；爹在建筑工地扛水泥，一天三十块，不是天天有活。他是长子，得撑起这个家。
三天后，百顺背着打补丁的铺盖卷去了镇上的木匠铺。舅舅看着这个身高已经一米七五的外甥，拍拍他的肩：“想好了？木匠活苦，刨子磨手，锯子磨人。”
“想好了。”百顺说。
那年他十五岁，以为人生就像木匠活，墨线弹直，榫卯咬合，只要肯下力气，就能打出自己想要的形状。他不知道，生活的木头会有疤节，有些裂缝怎么也补不上。
二、外出求生的艰难困苦
2018年夏天的郑州像个巨大的砖窑，陈百顺已经在河南做了十多年木工，现在早已“出师〞并带了几波徒弟。下午六点，地面还在冒热气。陈百顺躺在雇主家楼顶刚刨好的木板上，汗水把背心浸得能拧出水来。他在这个王姓人家干了七天，打了一套衣柜、两张床、四个床头柜。明天再做一天，就能拿到三千五百块的工钱。
蚊子在天黑后成群扑来。百顺把被单蒙上头，热气立刻捂得喘不过气。掀开，蚊子嗡嗡围上来；盖上，又闷得心跳加速。盖了掀，掀了盖，这样折腾到凌晨四点，直到天凉快了被单才可盖上，他睡着时东边天空已泛起鱼肚白。
天亮了。百顺用院子里的压井水冲了把脸，看着水盆里晃荡的倒影——三十一岁的脸，眼角有了细纹，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只有那双眼睛还像当年刚学手艺时一样亮，亮得有些固执。
做完王姓家里的活，还没有接到下家，经王姓家同意，他们在王姓家暂住几天。“师傅，今天还去市场等吗？”徒弟张俊揉着眼睛问。这孩子二十二岁，跟百顺学了三年手艺，家里指望他挣钱娶媳妇。
百顺摇摇头：“收拾工具，去工地看看。”
他们已经三天没接到活了。城市家具市场里，成品家具琳琅满目；街边的装修公司打着“全屋定制”的招牌。像他们这样背着工具“游牧”的木匠，生存空间越来越窄。

三人背着锯子、刨子、墨斗，跑了三个工地。最后在城西一个新楼盘找到活——不是木工，是刷墙抹灰，一天两百，管住不管吃。
工地宿舍在未完工的毛坯房里。十多号人睡水泥地上，每人领几个空水泥袋铺底，上面一木板，再往上垫层薄棉絮。汗臭味、脚臭味、体臭味混在一起；磨牙声、呼噜声、梦话声此起彼伏。
第一晚，百顺睁眼到半夜，想了很多事情。他想起2003年春天，第一次跟舅舅来郑州。也是睡工地，也是这种气味。那时他十六岁，看着城市的高楼大厦，以为只要手艺好，就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十五年过去了，他还在各个工地辗转，只是手里的工具除了刨锯，还有瓦刀。
最苦的是2008年冬天。包工头卷着三十多万工钱跑了。百顺和二十多个工友在空办公室守了三天三夜。最后开发商出面，每人发了八百块钱路费。腊月二十八，他们扒上一辆运建材的货车回湖北。车斗没有遮挡，北风像刀子。百顺把最厚的军大衣裹在张俊身上，自己缩在角落里，抱着工具箱发抖。
货车经过一条小河桥时，月亮出来了，照在冰封的河面上，一片惨白。百顺突然想起十五岁那年，藏在枕头芯里的录取通知书。如果当时去读了高中，现在会怎样？也许在县城当个老师，也许在镇上开个小店，也许……已没有也许了。
三、亲人们的担忧焦虑
2015年春节，百顺二十八岁。除夕夜，百顺娘在灶王爷像前多磕了三个头，嘴里念念有词。
初一下午，张媒婆来了，提着百顺家送去的腊肉和土鸡蛋。“嫂子，镇东头李家的闺女，二十五，在超市收银。”张媒婆嗑着瓜子，“初五见面，让百顺好好打扮打扮。”
百顺特地买了件浅蓝色外套，理了发。姑娘来了，穿着白色羽绒服，围着红围巾。两人在堂屋坐着，中间隔着八仙桌。姑娘看了他一眼，问：“在市里有房吗？”
“没有。”百顺老实说，“但在县城有，去年买的，一百一十平。”
“县城啊……”姑娘拉长了声音，“那你在河南一个月挣多少？”
“好的时候一万多，不好的时候七八千。今年活少，平均下来大概九千。”
姑娘低头玩手机，指甲上贴着亮晶晶的水钻。坐了二十分钟，她说要回家。临走时在门口对张媒婆说：“小伙子还行，我回去跟家里人商商量。”
张媒婆后来悄悄告诉百顺娘：“现在的姑娘精着呢。县城有房是基本配置，最好在市里也有。百顺得抓紧，过了三十更不好找。”
百顺娘的篮子里，土鸡蛋从二十个加到三十个，腊肉从三斤加到五斤，后来还添了两瓶香油，张媒婆临走时，百顺娘追着让她带走了。
百顺爹另辟蹊径，找到了“余大嘴”。这人在十里八乡游荡，专靠给人“介绍对象”混吃混喝。每次余大嘴来，百顺家都要杀鸡买肉。
“老陈，这回真有门路！”余大嘴一边啃鸡腿一边唾沫横飞，“镇上周老板的外甥女，三十岁，在幼儿园当老师，正式编制！就是……就是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腿有点不利索。”
百顺爹眼睛一亮：“人本分就行！”
“但是嘛，”余大嘴搓搓手指，“现在这世道，介绍费总要有点……”
百顺娘赶紧塞过去五百块钱。钱拿了，人没影了。如此三四回，百顺娘劝丈夫：“别找他了，明摆着骗人。”
可下次余大嘴来，又说“镇上新开了个纺织厂，来了几十个女工”时，百顺爹还是杀了那只下蛋的老母鸡——万一是真的呢？儿子二十好几了，等不起了。
2020年冬天，百顺三十三岁，相亲相到一个离异带孩的妇女。介绍人说：“女的三十五，孩子在镇上读三年级，聪明伶俐。就想找个老实人，对孩子好。”
见面在镇上的奶茶店。女人还算客气，问了他的收入、房子、父母身体。最后她说：“我不图你大富大贵，就图个人老实，对我和孩子好。你要是愿意，我们可以先处处。”
百顺心里一暖，觉得天好像亮了一些。
可半个月后，女人打电话来，声音有些含糊：“陈师傅，对不起。我前夫从广东回来了，说要复婚……孩子还是需要亲爹。”
电话挂断后，百顺在屋里坐了很久。窗外的柿子树上，最后一片叶子在风里摇晃，终于掉下来，落在泥地上，悄无声息。
那天晚饭时，百顺爹抿了口散装白酒，突然说：“要不……咱也‘买’一个？听说广西那边……。
“哐当！”百顺娘手里的碗掉在桌上，米饭撒了一地。
“你说什么浑话！”百顺娘声音发抖，脸色发白，“那是犯法的！害人害己！咱们老陈家祖祖辈辈堂堂正正……”
百顺爹抱着头，手指插进花白的头发里：“那你说怎么办？百顺都三十三了！村里跟他同岁的，有的孩子都上初中了！你看看村东头陈老四，去年从广西‘娶’了个媳妇，现在孙子都抱上了！”
百顺站起来说：“爹，娘，我吃饱了，我出去走走。”
他走到院子里，蹲在柿子树下。月亮很圆，照得地上白花花的，像铺了一层霜。他想起小时候，娘常说：“做人要堂堂正正，宁可打光棍，不能干亏心事。”
可是娘啊，百顺心里说，堂堂正正的人，为什么也找不到媳妇呢？是因为穷吗？可家里有房有车有存款。是因为丑吗？他一米八的个子，五官端正。是因为没本事吗？他有一手好木工技术，养活小家庭绰绰有余。
屋里传来娘的哭声，低低的，像受委屈的小孩在呜咽。接着是爹的叹气声，一声接一声。
四、同村发小的相同困惑
2023年春节，陈家湾格外热闹——鞭炮声少了，汽车喇叭声多了。村里百顺的发小三十多个男人，有十个过了三十五岁还没成家。他们像一群被困在时间里的鸟，每年春节飞回来，扑腾几下翅膀，又飞出去。
正月初三，发小陈辉结婚。陈辉当兵十二年，立过三等功，退役后安排在县消防队，算是有了“铁饭碗”。新娘是实验小学的老师，两人站在一起，怎么看怎么般配。婚礼在县城酒店办，二十桌，一桌八百八的标准。
敬酒时，陈辉拉着百顺到包间外的走廊：“百顺，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
“你说。”
“我媳妇有个表姐，三十八，在深圳做会计，月薪一万八。”陈辉顿了顿，压低声音，“就是……就是之前在深圳谈过一个，同居过几年，后来男方家里不同意，分了。你要是不介意……”
百顺苦笑，手里的酒杯晃了晃：“我有什么资格介意？人家看得上我吗？”
“试试嘛。”陈辉掏出手机，翻出照片。
照片上的女人站在深圳世界之窗前，眉眼清秀，戴着金丝眼镜，笑得很得体。背景里是缩小的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像一个个遥不可及的梦。
百顺看了很久，加了微信。女人的微信名叫“静水流深”，朋友圈里是健身打卡、读书笔记、偶尔的加班吐槽。他们聊了半个月，从天气聊到饮食，从工作聊到爱好。女人说：“有手艺好，踏实。”百顺心里泛起一丝久违的暖意。
可聊到将来打算时，女人问：“如果成了，你能来深圳吗？我工作在这里，买了个小房子，不想放弃，你可以到深圳来找点事做。”
百顺盯着手机屏幕，手指悬在屏幕上。窗外是陈家湾的夜，黑得纯粹，偶尔有几声狗叫。他的世界在郑州的工地、陈家湾的老屋、县城的商品房之间，三个点连成一个狭小的三角形。深圳在哪里？在三角形之外，在另一个维度。百顺知道在外求生的艰难，何况是深圳。
最后他回复：“我父母年纪大了，母亲有心脏病，得有人照顾。”
女人发来一个微笑的表情，没再回复。那个表情在屏幕上停留了很久，像一句无声的再见。
那天晚上，百顺一个人走到后山。冬天的山风很硬，吹得脸生疼。他对着黑黢黢的山谷大喊了一声：“啊——”回声在山间回荡，层层叠叠，像无数个自己在回应。
更让百顺困惑的是堂姐陈倩。她是村里飞出的金凤凰，考上北京的重点大学，保送研究生，现在在外企当项目经理，年薪三十多万。今年三十六岁，依然单身。
春节家族聚会时，陈倩喝了点红酒，话多了些：“不是找不到，是找不到合适的。比我赚得少的，觉得压力大；比我赚得多的，嫌我年纪大；条件相当的，又要找更年轻的。现在一流的男人找二流的女人、二流的男人找三流的女人、三流的男人找四流的女人，一流的女人就没有人敢要了。”她晃着酒杯，眼神有些迷离，“算了，一个人过也挺好。想吃就吃，想玩就玩，不用伺候公婆，不用生儿育女。我自己挣钱自己花，逍遥自在。”
桌上几个未婚男青年都沉默了。百顺想起那个问他“在市里有房吗”的姑娘，想起刚才陈倩讲的话，像他们这种四流男人就很难找到女人了。原来在婚恋这场博弈里，每个人都在掂量、算计、权衡，像菜市场里挑拣蔬菜，要看品相、看新鲜度、看价钱。
而他们这些农村男青年，似乎天生就被放在了天平的低处——学历不高，工作在底层，收入不稳定，找对象难是情理之中。
正月初六，几个发小在百顺家喝酒。三十八岁的陈志刚在东莞电子厂干了十五年，手指被机器轧断过一根。他掰着手指算：“我算了笔账。现在彩礼普遍二十万，县城房子首付二十万，车子十万，婚礼酒席十万。六十万！我打工二十年，省吃俭用才攒了四十万，还得借二十万。借了拿什么还？”
三十五岁的陈建军在浙江送快递，腰肌劳损，阴雨天就疼。他叹气：“不是钱的问题。咱们村，二十五到三十五岁的，男的多女的少。我娘说，她年轻的时候，村里还有换亲的——你家闺女嫁到我家，我家闺女嫁到你家。现在呢？姑娘都往外跑，稍微读过书的不愿回来。〞
散场时，月亮已经偏西。几个人摇摇晃晃走在村路上，影子被拉得很长。不知谁哼起了小时候的歌谣：“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背笆篓……”
歌声在寒冷的夜风里飘散。他们这一代人，背着生活的笆篓，跟着月亮走了大半生，却怎么也走不进一扇属于自己的门。
五、二千里路去相亲
2025年春天，惊蛰刚过，地里开始冒新绿。百顺三十八岁了。
转机来得突然，像旱地里突然下了场雨——只是这雨要把他浇到另一片土地上去。
表哥从云南打来电话，信号不太好，声音断断续续：“百顺……这边有个姑娘……小学老师……三十二岁……她家三个姑娘……想招个上门女婿……”
百顺第一反应是拒绝。倒插门？那是要离开生养自己三十八年的土地，改姓，去一个完全陌生、离家两千多公里的地方。在老家，倒插门是要被人指指点点的——“没出息”“吃软饭”“断了自家香火”。
可表哥在电话里说：“百顺，哥跟你说实话。杨晶这姑娘我见过，人本分，长得也端正。她家不图你钱，就图个人好，能照顾老人。你想想，你都三十八了。在老家还能等几年？”
三十八。这个数字像根针，在百顺心上扎了又扎。
他瞒着父母，去了趟云南。坐了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屁股坐得发麻。又转四小时大巴，在盘山公路上颠簸。杨晶在县城汽车站等他，个子不高，圆脸，扎着马尾，说话声音轻轻的，像山涧的流水。
杨家在小县城边上，自建的三层白族风格小楼，飞檐翘角，墙上画着山水。院子里种着茶花和三角梅，开得正艳。杨晶爹有腿疾，年轻时摔伤过，走路要拄拐；杨晶娘身体还好，但头发白了一大半，笑起来眼角堆满皱纹。
晚饭很丰盛：汽锅鸡、大理砂锅鱼、炒见手青。杨晶爹抿了口自家酿的梅子酒，直说：“我们没儿子，就指望女儿招个女婿养老。你要是愿意来，彩礼我们一分不要，还在县城给你们买套房。”老人顿了顿，声音低沉，“但是定下来了就尽快结婚，还要改我们杨姓。”
杨晶低头吃饭，脸一直红到耳根，不敢看百顺。
晚上，百顺住在二楼客房。窗外是陌生的星空——这里的星星好像比老家密，天空也更低。空气里有淡淡的桂花香，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植物的气味。他失眠了，盯着天花板上的木梁，想起陈家湾的老屋，想起爹娘花白的头发，想起妹妹金钗出嫁时哭红的眼睛。
第二天，杨晶请了假，带他逛县城。这是个安静的小城，街道干净，行人不多。
“我知道让你来云南委屈你了。”杨晶看着湖面，声音很轻，“但我大姐嫁到四川，二姐嫁到广东，父母没人照顾。你要是愿意来……”她转过头，眼睛亮晶晶的，“我会对你好的。”
百顺看着这个认识了不到两天的女人，看着她眼睛里的真诚和期待，心里某个坚硬的地方，突然软了一下，裂开一道缝。
回湖北的火车上，他一直看着窗外。山川、田野、村庄、城市，像流动的画卷，一幕幕后退。他想起十六岁那年离开家去河南时，百顺娘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撩起衣角擦眼睛：“儿啊，好好学手艺，将来成个家，安安稳稳过日子。”
可现在，成家要用背井离乡来换，安稳要用漂泊他乡来换。
六、入赘杨家的艰难决择
家庭会议开三次。
第一次家庭会议在堂屋开。百顺说完，百顺娘手里织的毛衣“啪”地掉在地上，线团滚出老远。
“去云南？那么远？”百顺娘站起来，又跌坐回去，手捂着胸口，“还要改姓？不行……我不同意……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百顺爹闷头抽烟，烟雾笼罩着他花白的头顶。最后他说：“咱老陈家，往上数三代，就没出过倒插门的。这是要让人戳脊梁骨啊。”
第二次会议，百顺娘的眼睛肿得像核桃。她拉着百顺的手：“儿啊，娘知道你不容易。可那么远……娘要是想你了怎么办？娘这心脏……要是哪天突然不行了，你赶得回来吗？
屋里安静得可怕。只有墙上的老式挂钟，滴答滴答，像在倒数什么。
第三次会议是在三天后的晚上。百顺爹抽完第三袋烟，磕了磕烟杆：“你自己怎么想？说实话。”
百顺“扑通”一声跪下了，膝盖砸在水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爹，娘，儿子不孝。可我三十八了，在老家真的找不到了。去云南，至少……至少能成个家，能让你们少操点心。”
百顺娘捂着脸哭起来，哭声从指缝里漏出来，呜呜咽咽。哭了很久，她拉起百顺，摸着他的脸，手抖得厉害：“我儿……我儿受苦了……”
百顺爹走到院子里，仰头看天。春天的夜空，星星稀疏。他看了很久，走回屋里时，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我们辛辛苦苦养了两个娃，金钗嫁到县城边，如今你又要走……我们老两口老了，身边一个娃都没有……”
他顿了顿，喉结滚动：“我只有一个条件：你们结婚后，第一个娃姓杨，第二个可不可以姓陈？让我们陈家……能续个烟火。这个条件，你要去跟杨家商量。”
百顺重重点头，眼泪终于掉下来，砸在地上，晕开一个小小的湿痕。
婚事定在蛇年国庆。百顺提前一个月去了云南，在杨家附近租了个小铺面，挂上“湖北木工”的招牌。他发现云南人喜欢实木家具，尤其喜欢榫卯结构的传统工艺。他的手艺在这里很受欢迎，第一个月就接了四套家具的订单。
晚上，他在租来的小屋里给家里打电话。百顺娘总问：“吃的惯吗？住的惯吗？杨晶家对你好不好？”百顺都说：“好，都好。”
只有挂掉电话后，他看着窗外陌生的夜景，才会允许自己发一会儿呆。这里的月亮和老家一样圆，可看起来就是不一样。
尾声：难舍难分的离别
百顺从云南回湖北“出嫁”的那天，秋高气爽。
陈家湾的老屋前停了七八辆车，来了好多亲戚邻居。堂屋摆了三桌酒菜，可气氛压抑，没人高声说话。百顺穿着新买的藏青色西装，胸前别着大红花——这红花在老家只有新郎才戴，今天戴在他胸前，显得有些刺眼。
金钗怀着二胎，挺着七个月的肚子，帮他整理衣领，眼泪一颗颗往下掉：“哥……到了那边……要好好的……要是受了委屈……就回来……”
百顺拍拍她的手，想笑，嘴角却扯不动：“云南挺好，四季如春。你等孩子生了，带过去玩。”
还有割舍不下的那套跟了他二十年的工具。刨子、锯子、凿子、墨斗、角尺，一件件摆在堂屋的八仙桌上。每件工具都磨出了深深的手印。
百顺一件件摸过去，像在摸自己过去的二十年。最后他还是放下了——云南有新买的工具，这套就留在老家吧。像个念想，也像个句号，给前半生画上。
上午九点，鞭炮响起，“噼里啪啦”，炸得满地红纸屑。按照规矩，上门女婿也要从娘家出发。
百顺在堂屋正中跪下，给父母磕了三个头。额头触地，冰凉的水泥地让他浑身一颤——这一磕，就要磕别这片生他养他三十八年的土地了。
百顺娘踉跄着走过来，摸着他的脸，手抖得厉害，手心全是汗：“我儿……我儿要好好的……冷了添衣，饿了吃饭……别舍不得花钱……常回来看看娘……”
话没说完，她已经哭得说不下去。百顺爹搀着她，另一只手重重拍在百顺肩上，拍了三下，一下比一下重：“去吧。好好过日子。常回来。”
百顺站起来，转身，不敢回头。他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车子发动时，他从后视镜里看见父母依门而立的身影——百顺娘靠在百顺爹身上，两个人都瘦瘦小小，在秋日的阳光下，像两棵快要枯萎的老树，还努力站着，望着车子远去的方向。
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终于看不见了。
百顺仰起头，死死咬住嘴唇，直到尝到血腥味。副驾驶座上放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里面是崭新的户口本。他打开，第一页上写着：
姓名：杨百顺
曾用名：陈百顺
与户主关系：女婿
从今天起，陈百顺成了杨百顺，至少在户口本上是这样。
车子驶出陈家湾，驶过村口的老槐树——他小时候常爬上去掏鸟窝；驶过村小学——他在那里读了六年书；驶过那片稻田——他十五岁那年在这里割稻子时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一切都在后退，像倒放的电影。而前方，是漫长的国道，是高速，是两千三百公里外的云南，是一个叫“家”的陌生地方。
人生大概也是如此。再难的局面，也得找到安置的方式。只是这安置，有时需要把自己连根拔起，忍着疼，流着血，移植到另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重新生根，重新发芽。
远处传来鞭炮声，不知又是谁家在办喜事。百顺深吸一口气，踩下油门。车子加速，驶上国道，把陈家湾远远抛在后面。
山沉默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在其中流转。有的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有的随风飘零，落地他乡。他们都在寻找一块能够容纳人生的土地，寻找一个能够安放身心的角落。

天很高，云很淡，夕阳把群山染成金黄。日子还要过下去，在湖北的深山，在云南的小城，在中国无数个这样的村庄和城镇里。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人们继续寻找着安身立命之所，继续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坚守与妥协之间，做着艰难的选择，付出沉重的代价。
而生活，就像百顺手里的刨子，一遍遍刨去多余的部分，留下最核心的木质。只是不知道，最后刨出来的形状，是不是最初想要的样子；也不知道，那块被刨去的木屑，会不会在某个深夜，悄悄飘回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