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之旅 | 为何大众还在质疑马可·波罗？——论学术共识的传播困境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这在当今大众传媒的认知中，是一个有争议的热门话题。不少人所持的怀疑态度都源于一本书，即英国人吴芳思（Frances Wood）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1995年英文版，1997年被译为中文出版）。此书在三十年前出版时，便引起了很大反响，三十年来仍不断被提起。只是有些读者可能不知道，实际上，在史学界，尤其是元史学界，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并没有争议。

原文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何来争议》

作者 |南开大学 马晓林

图片 |网络

论战的结果不为大众所知

国内外多位元史研究者，都撰文对吴芳思的书做出了回应和批评。其中，中国学者的代表是元史专家、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志玖先生（1915—2002）。杨先生早在1941年就发表了关于马可·波罗来华的论文，在学术界可谓一锤定音。

吴芳思的书中集合了以往质疑者的各种诘难。杨志玖先生在第一时间撰文逐一回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2000年，杨先生发起组织了“马可·波罗与十三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特别邀请吴芳思参会。会议共收到论文59篇，其中包括吴芳思的《马可·波罗的读者：抄本复杂性的问题》。马可·波罗的书确实以抄本流传情况复杂而著称，但吴芳思的文章很难说有多少新意。早在1980年代初，研究元史、中外关系史的学者黄时鉴先生（1935—2013）就已对抄本和刊本情况进行过系统梳理（《略谈马可·波罗书的抄本与刊本》）。吴芳思的文章漫谈了《马可·波罗行纪》的几种版本被后人添枝加叶的情况。这在学术界也是老生常谈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吴芳思这篇文章不再质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吴芳思也自辩，写《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是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讨论，而不是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总之，在参会的59篇文章中，没有任何一篇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因此，经过世纪之交的这次会议，“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可谓盖棺定论。

然而，这场“世纪论战”的结果并不为大众所知。尽管会议综述发表在权威学术期刊《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作为论战失败方的否定说却仍然在大众传媒中谬种流传。其原因，一方面是学术期刊的传播渠道窄，阅读门槛高，另一方面是否定说的论证方式非常具有迷惑性。

漫谈有别于学术

吴芳思曾留学中国，长期任职于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又撰写过关于敦煌、一战等主题的书，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她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大概能激起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但也导致错误的观点广为流传，误导大众。

就整体而言，吴芳思书有漫谈的特点，趣味性强，阅读难度低。但是该书称不上合格的学术著作，逻辑不严密，自相矛盾之处颇多。如该书第九章题为《冰淇淋和意大利实心面条》，整章论证这两样事物与马可·波罗不存在任何联系，进而推论马可·波罗不可信。实际上，马可·波罗从未提过这两样物品。冰淇淋和面条由马可·波罗带回欧洲，是16世纪以后欧洲的民间传说。吴氏竟然用晚于马可·波罗三百年的民间传说，推论马可·波罗不可信，真是厚诬古人。

如果用学术著作的标准来衡量，吴芳思书忽视学术规范，缺乏基本史学和文献常识，未能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例如全书第一个注释，所引英文书名就是错的。再如第十三章讨论马可·波罗的身份，却没有征引蔡美彪先生的著名论文《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迄今这也是关于该问题最重要的文章，以中、英文两个版本发表。

吴芳思书某些部分也曲解了权威。书中引以为据的是两位权威学者。一是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的著作《马可·波罗注》。吴芳思书评价道：“伯希和对马可·波罗的准确性和他所知情况的依据提出许多怀疑……伯希和教授常常为此感到困惑。”伯希和的研究横跨敦煌学、西域史、元史等领域，晚年将精力投入马可·波罗研究中，恰恰是因为他对马可·波罗深信不疑。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注》展现了其毕生学术造诣，征引十余种语言的史料，常常对疑难问题提出多种可能性，但从未困惑于也未质疑马可·波罗来华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吴芳思书曲解的第二位权威是德国学者傅海博（Herbert Franke，又译傅海波）。傅海博是伯希和去世后蒙元史领域的代表人物。吴芳思书反复引用傅海博1965年的一篇讲稿，曲解傅海博的文意，据之质疑马可·波罗的可靠性。傅氏讲稿最后一句是“我们都必须对他（马可·波罗）的可疑之处作善意解释，假定他毕竟是到过那里的”。“可疑之处”指的是学界尚未解决的问题，需要“善意解释”表达了傅海博对马可·波罗的认可。傅海博随后在1968年的著作《中华帝国》和1969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忽必烈汗”词条中，便清晰地写道“马可·波罗书中有关中国的许多细节的精确性令人震惊”“（马可·波罗）得到了有关远东地区的可靠信息”。吴芳思书出版后，意大利学者罗依果（Igorde Rachewiltz）写了一篇很长的书评，严厉地批评吴芳思书缺乏专业水准。傅海博阅后给罗依果写信：“我很高兴你指出了她是怎样错误地引述我在1965年的临时发言。我认为你已经最终埋葬了她的理论。”

吴芳思书还使用“假设论证”，即假设存在一个事物来否定现存事物。她在全书结论中推测马可·波罗的书抄自《波斯文旅行指南》。事实上，世界上并不存在《波斯文旅行指南》这样一本书。目前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表明这本假设中的书存在。

两个反问句最具有迷惑性

上述逻辑谬误，只需要有识之士稍加思考和扩展阅读便能辨清。而下面两个是最具有迷惑性的。吴芳思书中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马可·波罗为什么没提筷子、茶、汉字、长城、缠足等中国特色事物？其二，中国史料浩如烟海，为什么没有直接提到马可·波罗？

第一个问题是用反问代替论证。逻辑学上有一种谬误，叫作“默证”，即诉诸沉默，把别人没说的事当论据。“默证”不能作为论证方法。论证问题必须按三段论的步骤，首先提出问题，接着列举证据，最后得出结论。而吴芳思提出了问题，自己不列举证据，却将疑问交给她默认的对手去解答。看似合理的提问，实际上是典型的逻辑谬误。而所谓马可·波罗没提的筷子、茶、汉字、长城、缠足等事物，实际上是现当代西方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时代不断发展，七百年前的元代中国，与今天的中国有很大不同。七百年多前，马可·波罗来到元代中国，看到的是元大都、纸钞、驿站、盐业、杭州的桥、云南的贝币、吐蕃的獒犬、青藏高原的麝香……马可·波罗有丰富细致的描述，与元代史料吻合，丝丝入扣。用反问代替论证，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吴芳思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中国史料浩如烟海，为什么没有直接提到马可·波罗？吴芳思查阅了清嘉庆年间所修方志《扬州图经》，从而发问：马可·波罗在扬州为官三年，为何没有在地方志中留下记载？这种质疑，乍一看很有道理，但其实缺乏史料常识。《扬州图经》在扬州方志中是较为简略的一种。扬州地方总志八种，按编纂时间排序为：明嘉靖《惟扬志》、明嘉靖《南畿志》、明万历《扬州府志》、清康熙《扬州府志》、雍正《扬州府志》、嘉庆《扬州府志》《重修扬州府志》和同治《续纂扬州府志》。扬州方志中有关元代官员的记载非常少。扬州是元代重要的大城市，行政级别是“路”，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扬州路达鲁花赤是行政一把手。元朝统治扬州的八十余年中，路达鲁花赤三年一任，应该有将近30人。然而目前所有方志中留下记录者总共只有2人。史料传世，受到很多偶然因素影响。元末扬州经历了惨烈的战火，档案、书籍和碑刻破坏严重，幸免于难的资料相当有限。方志关于扬州最高行政长官的记录都如此残缺不全，遑论马可·波罗的名字。中国史料“浩如烟海”，不等于“无所不包”。吴的这个问题还紧跟着一个推论：既然中国史料中找不到马可·波罗的名字，那么马可·波罗没来过中国。这也是偷换概念的论证法。实际上，史料中没有记载，不等于不存在，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

这两个反问句在世界上传播极广、极具迷惑性。用反问代替论证，在辩论时是很省力的，不断要求对方提出证据，既能掩饰自己的无知，又能永远占据主动地位。学者认真地逐一举证回答问题，就会陷入自证陷阱。这种反问式论证，是典型的阴谋论逻辑，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那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证据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就在《马可·波罗行纪》书中。只要仔细地将其原文与中国史料对读，研究越深入，契合之处就会不断被发现。历史研究是不断发现新知的过程。新知和未知，是值得敬畏的。读史的意义，就是破除固步自封、抗拒新知的心态，勇敢探索自己既有认知以外的世界。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80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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