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思玉回忆录，85，美制蒋军P-2V型侦察机被我高射炮击落

击落蒋军侦察机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不甘心失败，继续对我国进行战争压迫和威胁。

在美国支持下，国民党台湾当局也不断派飞机、军舰，从空中和海上对我进行侦察和挑衅，不断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

自1959年开始，我国连续几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昔日的“老大哥”苏联在这个时候因他的不合理要求得不到满足，背信弃义，撤走了专家，停止了对我国的经济援助，我国国民经济遭遇了严重的困难局面。

时刻梦想反攻大陆的蒋介石集团认为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加紧了对我大陆的挑衅。

空中，他们不断派出军用飞机进入我国腹地进行空中侦察、空投特务、散发反动传单等挑衅活动。

海上，他们不断扣留我国渔船，枪杀我国渔民，并利用海潮释放漂浮物，对我国进行策反宣传。

我对敌人肆无忌惮的挑衅不禁怒火中烧。

此时，我在沈阳军区分管作战工作。上级的通报和部队报告不断传来。

美制蒋军U-2型高空侦察机窜入我领空，我国空军和地面炮兵却鞭长莫及。

美制蒋军P-2V型侦察机侵入我沿海地区，狡猾的敌机紧贴海面飞行，利用“盲区”摆脱我国雷达跟踪，一次又一次地溜掉。

必须扑灭敌人的嚣张气焰！

必须给入侵者以有力的打击！

1960年9月，奉中央军委命令，军区指定由我负责，调集兵力和装备组成第一、第二高射炮兵群，部署于辽东半岛碧流河河口以西沿海一线，执行打击敌侦察机的作战任务。

我受命后，立即召开有军区空军和陆军高炮部队主要领导参加的作战会议，对如何击落蒋军侦察机做了认真研究和周密部署。

中央军委对打击蒋军侦察机的部署非常重视，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据此，总部对防空作战接二连三发来重要指示。罗瑞卿总参谋长批示，“海底捞针”，不击落敌机“总不死心”。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我调集全区带“高”字的部队，即高射炮部队和高射机枪分队，在辽东半岛沿海地区组成了严密的空中火网。

我率军区炮兵和作战、通信、情报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多次深入高炮防空部队了解情况，落实战备工作。

沿海防空高炮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斗志昂扬，他们在长期蹲山头、住帐篷，生活十分艰苦的情况下，针对敌机活动的规律和特点，苦练协同动作，苦练“30秒”，日夜警惕，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1961年9月，为了确保歼灭入侵之敌，军区又在丹东召开现场会议，总结交流临战训练的经验。

会上，我提出“宁可百日不战，不可一日不备”的口号，号召全体指战员牢固树立“敌机一定会来，我们一定要准备好，敌机来了一定要打掉”的“三一定”思想。

不久，罗瑞卿总参谋长提出了“打掉一两架敌机过年”的号召，进一步激发了广大指战员歼敌的信心。

战斗编成和作战部署：

大孤山炮群辖四个分群。

第一分群由高炮六〇二团、四十军3个师属高炮营、四〇二团三连组成；

第二分群由高炮六〇五团、五十军两个师属高炮营及军基干团高炮营、四〇二团六营、一四八师独立高机排组成；

该群合计60个连队，部署在后光头山、黄土坎、青堆子地域。

城子疃炮群下辖五个分群。

第一分群由一〇一师高炮五〇二、五〇七、四〇二团（欠三连），一一七师高炮营组成；

第二分群由高炮六十五团、一一五师高炮营、三十九军基干团高炮营组成；

第三分群由高炮六〇一团、第一九〇师高炮营组成；

第四分群由高炮六〇三团、守备二师高炮营组成；

第五分群由高炮六二九团、守备三师高炮营、高炮六十一师组成。

该群合计61个连队，部署在明阳山、沙尖屯、城子疃地域。

参加机动作战的总兵力为127个连队。其中85高炮连17个，76.2高炮连9个，37高炮连74个，高机连12个，独立高机排6个，探照灯连9个。

为弥补高炮火力之间隙，我又决定组织步兵武器，组成若干机动射击群，平时选好阵地视情况机动作战，大孤山高炮群以现有的装备器材组成一个机动防空作战高炮营，配置于青堆子以东。

一一五师三四三、三四四团各以轻重机枪、高射机枪100挺，组成若干射击群，分别配置于庄河以西刘家店—庄河以东吴家屯—赵家村地域；

步兵四四六团在沿海和纵深空中禁区内守备分队的轻重机枪共12个点；

一一六师高炮营的高机连归一一五师指挥，配置于庄河地区。

并明确大孤山高炮群由一〇七师师长任群长，群指设于大孤山，直接指挥4个分群；

城子疃高炮群由六十一师师长任群长，群指设于城子疃，直接指挥5个分群。

千百双警惕的眼睛注视着祖国的领空，千百门火炮组成一道道火墙，织成了一张张火网。

战士们把炮弹擦了又擦，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定叫敌机有来无回。

9月14日，总参指示我区机动作战部队重点部署必须放在城子疃（今城子坦）—庄河—大孤山—北井子地区，使我们在指导思想上更为明确。

经过漫长的等待，“狼”终于出洞了。

1961年11月4日，美制蒋军P-2V型侦察机再次窜入我华北地区后，给我东北部队敲响了警钟，根据其活动规律判断，敌机在近几天内可能还会窜入我东北地区。

我指示部队做好临战前的一切准备，进行战斗动员，检查武器，擦拭弹药，进一步熟悉作战方案。

我命令部队每天12时至15时睡觉，16时以后在阵地上待命。

11月6日17时5分，美制蒋军P-2V型侦察机一架，自南朝鲜釜山起飞，企图利用夜暗，经辽东半岛窜入我东北腹地。

接到敌机出航的情报后，我和军区其他领导立即进入军区空军指挥所。

我命令辽东沿海各高射炮兵群，进入一等战备。

18时18分，敌机窜至我海洋岛以南150公里，被我雷达发现。

我命令各炮群，待敌机进入我空中火网后，务必一举将其击落。

18时54分，敌机自碧流河口入陆。

18时55分，敌机进至距我探照灯四〇二团八连中央雷达站4公里处时，该灯站开灯照射锁定目标，紧接着四个灯站接光跟踪，同时各高炮群以猛烈火力急促射击。

地上千炮齐鸣，天上火树银花。

探照灯炽白的光柱，高射炮强烈的闪光，把黑暗的夜空照耀得如同白昼，好一派壮观的景象！

18时55分30秒，敌机下滑拐弯低空飞行逃窜被击中，坠毁于碧流河以东永宁屯以北300米处。

该机乘员有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技术研究组中校副组长叶林等13人（其中少校6人），全部毙命。

我高射炮开火时的壮观场面

被我高射炮击落的美制蒋军P-2V型侦察机残骸

这次战斗从开灯照中到击落敌机只用了30秒钟。

为了这30秒，我们的干部战士在荒山野岭上坚持了400多个日日夜夜，他们付出了多少艰辛啊！

我军一举击落敌人侦察机，高炮部队指战员兴高采烈，当地人民群众奔走相告。第二天，到永宁屯参观的人川流不息。

11月7日，安东军用机场，罗瑞卿总参谋长兴致勃勃地走下舷梯。专程前来迎接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我和其他同志急步迎上前去。

罗瑞卿总参谋长高兴地说道：“祝贺你们击落敌人的侦察机。你们打得好，你们为中国军人争了气！”

我们驱车来到被击落的蒋军P-2V型侦察机残骸前，我简要汇报了击落敌机的经过。

陈锡联司令员说：“为击落敌人的侦察机，曾副司令员可下了大功夫！”

我说：“我不过是动动嘴皮子，最辛苦的还是高炮部队广大指战员。”

罗总长说：“所有参战部队都有功劳，你们要很好总结经验，以利再战。”

参加这次作战的部队很多，有雷达兵二〇六团，探照灯四〇二团七连、八连，高炮一〇一师五〇二团，六十四军高炮八十九团，第一九一师高炮营，步兵一一五师三四三团轻重机枪对空射击组，一四九师四四六团四连机枪分队。其中除两个营一个连没有开火外，其余均参加了射击。

这次作战，打得较好。特别是雷达兵二〇六团驻海洋岛、凌水寺、明阳雷达站以及二〇二团大孤山雷达站对情况掌握较好，探照灯四〇二团八连的八一二、八二一、八二三、八三二灯站所起的作用较大，高炮五〇二团一连、二连也打得好。

这次战斗打得比较顺利、干脆，整个战斗过程仅仅30秒，总的感到：

一、坚决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决心大，信心坚，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我们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和军委总参的重要指示。对打掉入侵敌人的作战极为重视，要求很严，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敌机活动规律特点，反复改进对策。敌机入侵时，我进入军区空军指挥所，直接实施指挥。军区领导人决心和实际行动，直接影响和鼓舞了全区参战部队。

二、坚决贯彻“近战歼敌”的指导思想，是取得战斗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

当敌机临近我辽东时，城子疃炮群目标指示雷达，一直压缩到距敌机517公里才开机，4000米以内才开灯照射。这样就使敌机完全进入了我炮火范围之内，无法逃脱我来自各方火力的集中射击。

通过这次战斗，感到贯彻“近战歼敌”的指导思想，在于高度的政治责任心，熟练的技术和雷达、灯、炮的密切协同，只有雷达、灯、炮的密切协同，才能歼灭敌机。雷达和灯必须为高炮创造有力地射击条件，一定要做到灯开炮响，炮响敌机掉。

三、贯彻“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方针，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基础。

遵照作战的预案，针对敌机活动特点和规律，辽东沿海各高炮群，从群到连队，都是按照预案进行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反复苦练。采取了少讲多练，单兵苦练，干战齐练，协同精练，白天摸要领，夜间练功夫。这样坚持经常练，反复练，天天练，不仅加强了部队战斗准备质量，还使参战分队夜间射击技术水平迅速地得以提高。

四、充分做好临战前的准备，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战前，除了深入地进行战斗动员，更主要的是使各种武器、器材处于良好的作战状态。一有情况，就能及时打响。参战部队早早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因而，只要敌机一进入我空中火网，就能一举击落敌机。

五、准确的情报，良好的通信联络，保障了这次战斗的胜利。

集中统一的指挥与机断专行相结合，统一组织指挥，比较灵便，有利于做到情报的适时传递，及时下达统一命令，密切协同作战。

这次战斗，除了统一指挥的方法比较好外，保障实现指挥的各项工作也做得较好。

一是情报保障非常准确迅速；二是通信联络保障较好；三是后方物资保障得好。

这次战斗，还突出地表现了军政干部的协同一致，实现了集体领导，分工负责。

这次战斗，虽然击落了敌机，取得了胜利，但也暴露了不少问题：

一是报读员没有把送话筒开关压紧，情况没及时报出去；

二是有的炮兵连射击距离太远；

三是有的灯站不该开灯的也开了灯；

四是敌机被打下来了，个别灯站没有及时停止照射；

五是有的炮连盲目射击三四分钟，还有的只凭听爆音射击，误差很大等等。

通过上述总结，把经验找出来，把不足、教训找出来，以利于以后的对空作战。

蒋介石集团犯我之心不死。

1962年，他们更加疯狂地为进犯我国沿海地区进行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一个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最高五人组”（又叫“反攻行动委员会”）成立。甚至还成立了“战地政务局”，准备在我沿海登陆后建立伪政权机构。

另外，在美军的参与下，蒋军还不断进行以我沿海地区为目标的陆海空作战演习，整个台湾岛转入临战状态。

为粉碎蒋介石的狂妄野心，阻止其军事冒险，根据军区党委分工，我又投入到了狠抓紧张的战备工作之中。

赖传珠政委病逝

1965年12月，正是沈阳严冬季节，气温在零下20多摄氏度，12月18日，我听说赖政委身体不舒服，在家休息，下班后，我就去看望他。

一进到会客厅，只见赖政委和工作人员在打扑克，我一看赖政委脸色蜡黄，并且白眼珠也呈黄色，我马上说：“政委，你的脸色这么黄，肯定有问题。”

我大声地批评了护士小高：“政委的脸色这样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还不赶快带政委去医院检查。”

赖政委看我着急的样子，对我说：“曾副司令，不要紧，这两天就是感觉有些疲劳，不碍大事。我今天已休息了一整天，吃完饭后我把他们几人叫来打一下扑克，放松一下，想提提神。”

政委去照了镜子，也感觉脸的颜色不正常，护士小高说：“政委，咱们还是赶快到医院去吧。”

结果去了军区总院后，医生立即安排住院，经化验诊断为黄疸性肝炎急性发作期，已到了无法治愈的地步，结果在住进医院第七天，也就是12月24日，赖政委因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55岁。

赖政委逝世后，正在上海开会的军区陈锡联司令员请假专程赶回来参加了赖传珠政委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

赖政委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是我们沈阳军区的重大损失。

我和赖传珠政委在一起工作虽只有六年时间，但赖政委工作严谨，平易近人，尊重部属，坚持原则的思想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俩既是江西老表，又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在星期天休息时去钓鱼。赖传珠政委既是我的好上级，又是我的好战友、好同志。

打倒“陈曾曾”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毛主席主持了会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的“四清”（即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某些“左”倾的偏向做了纠正，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

“红卫兵”破“四旧”、大串联、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革命”风起云涌，如火如荼。

会议中，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明确指出，党内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1967年，受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影响，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掀起了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斗争。

一时间，沈阳市的大街小巷大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宣传车、广播喇叭成天喊个不停。

1966年，于新疆天山

大标语、大字报攻击的矛头直指中央、地方以及军队的一些主要领导同志。

“陈曾曾是什么人？怎么起这么个名字？肯定不是好人。”

有些身穿黄军装、臂戴红袖标的“红卫兵”在一幅“打倒陈曾曾”的大标语前驻足议论。

他们不知道，“陈曾曾”指的是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曾绍山以及任副司令员的我。

可是，军区政治部的几个人却于11月8日提前贴出了大字报。

那天，军区正在八一剧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东北局会议精神。会议即将结束时，突然从二楼放下两条醒目的大标语：

“沈阳军区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

“军区首长钓鱼十三例。”

坐在主席台上的陈锡联、曾绍山、我、唐子安等军区领导对这突然出现的情况毫无思想准备。

会场顿时骚动起来，参加会议的团以上干部对这些人的行为很不满意。

陈锡联司令员等军区领导只好因势利导，并简要地做了检讨。

11月11日，政治部120多人到延安里送大字报。

延安里，是军区党委的办公地。

《军区首长钓鱼十三例》点出陈锡联、曾绍山、唐子安等军区首长的名字，说钓鱼是修正主义的东西。

我对钓鱼是修正主义怎么也想不通。我平时也利用休息时间钓鱼，但大字报上却没有我的名字，我感到这里有名堂。

于是，我就当着送大字报的人说：“我也是钓鱼的，怎么没有我啊？”

这些人听了我的话很不满意，他们想不到我敢引火烧身。

说起钓鱼，那是军区首长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节假日放松休息的一种休闲活动。

我和陈锡联司令员、赖传珠政委等军区领导，在星期天有时到沈阳附近的陈相屯政治部农场的养鱼塘去钓鱼。

这里边还有不少故事呢。

记得在1964年的一个周末，我对赖政委开玩笑说：“赖政委，你钓鱼的鱼窝子我知道了。”

赖政委一听我知道了他的鱼窝子，在星期天天没亮就来到鱼塘，占住了自己的钓鱼位置。

我早饭后也来到了鱼塘，看到赖政委早已在放线钓鱼，就捡起石头，投向赖政委的鱼窝子。

“赖政委，让你起个大早也钓不着鱼！”

“老曾，你搞什么鬼，别把鱼赶跑了！”

由此可见，当时我们军区领导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

他们看我自己引火烧身，也把我列入了批判的对象。

第二天，他们要在八一剧场开会，要求军区领导参加。

我接到通知，前去参加会议。

在八一剧场门口，我坐的苏式吉姆轿车被一伙人拦住，他们把写着“修正主义的车”的大字报贴在车挡风玻璃上。

我下车气冲冲地说：“你们要干什么？这样贴上司机还怎么开车，撞死人你们负责任吗？你们能负得起责任吗？你们在发什么妖风！”

会议结束后，晚上在政治部小礼堂继续开会，要求军区党委主要领导到会接受批判。

晚饭后，我就到俱乐部体育馆看打篮球去了。

陈锡联司令员、曾绍山政委、唐子安副司令员等主要党委成员到了会。组织会议的人一看我没到场，就要求陈锡联司令员派人把我找来。

这时，陈司令员让秘书李巴夫到体育馆把我叫到会场。

我到场后，会议才开始。首先由陈锡联司令员检讨，做自我批评。接着，曾绍山政委也做了自我批评。唐子安副司令员在做自我批评时讲话嘻嘻哈哈，有时也逗得他们忍不住笑起来。

最后，轮到我。我讲钓鱼是个缺点错误，做了检讨和自我批评。

我说：“你们把标语贴在挡风玻璃上，挡住视线，司机开车压死人你们偿命吗？”

这样一来，会议就僵持起来了。

僵持一段时间，他们让陈锡联司令员、曾绍山政委、唐子安副司令员回去休息。

陈司令员已看出他们有整我的用意，就说：“我们等一会儿，和曾副司令员一起回去。”

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一点多，他们也实在熬不住了，就用一张红纸写了“曾思玉五条罪状”，当场宣布。

我问：“这五条给我吗？”

“给你。”

我顺手接过墨迹未干写有所谓五条罪状的大红纸，说：“走，回家睡觉去！”

几天后，保卫部的人通知我去参加党小组会，接受批判。

我说：“我在司令部党委办公室过组织生活，你们的小组会我有时间就参加，没时间就不参加了。”

保卫部一位科长接着发言：“我们是让你在这里做检讨，而不是搞‘板门店’谈判。”

我接上话茬生气地说：“你们保卫部是沈阳军区政治部的保卫部，如果你们是‘板门店’，我马上退出会场。我是共产党员，是来参加党小组会的，不是来谈判的。”

看到我说得在理，保卫部的几位同志没了话说，互相埋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