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宅朱能家墓·成国公朱仪神道碑记是朱氏勋爵碑记中最优秀的一篇

图文/王海

怀柔北宅朱能家族墓遗址毁失的二三十块墓碑，就包括成国公朱仪的神道碑。碑刻实物虽毁，但《成国公赠太师庄简朱仪神道碑》文，却被明代文献收存至今。

文章作者是明代著名学者程敏政。碑文详述了朱仪生平事迹的同时，也解展示了明代中期的历史形态。因为这篇碑文比其他诸如朱能、朱勇、朱希忠等王公碑文的水平高很多，所以笔者愿劳神将其释读如下。

“公姓朱，名仪，字炎恒，世居凤阳怀远。”凤阳就是明太祖朱元璋龙兴之地，也是朱能家族原籍，似与皇室同根。这在冥冥之中朱能家就与明王朝有了联系。朱仪祖父朱亮元末随太祖起兵，因功授燕山护卫正千户。

朱亮爵位虽不高，但因燕山护卫是燕王朱棣府上的军队，日后他也就成了“靖难功臣”中早期的成员，为朱氏家族崛起打下了基础。

朱仪父亲朱能承袭朱亮职务后，追随燕王参与了靖难之役，后来以首功被封为“成国公”，加太傅，去世后赠东平王，谥武烈，配享太庙。

朱能所得，是明代勋臣中最高荣誉。尤其是“王”的追封以及“配享太庙”之殊荣，使朱家从行伍正式跻身于与国朝共存的勋臣之列。因而，朱能的“忠勇”就成了朱家世代坚守的家风。

朱仪之父朱勇，承袭成国公爵后，历事数朝，执掌中军都督府，加太保。正统末年随英宗北征于“土木堡之变”战殁，赠平阴王谥武慜。这场战役让朱家一时从巅峰走入低谷。

朱勇之死使朱家险些被“追责论罪”，就连朱仪的袭爵都延宕了两年多，最终虽获袭爵，但爵禄却从祖、父时的三千五百石骤减至一千石。

朱仪作为朱勇嫡子，“生而凝重，兼资文武”。碑文此评语用意很深，朱仪在父亲战死，家族蒙尘氛围中的“凝重”是他内心创伤的外在表现，而“文武兼资”应是他想重振家声的决心。

所以可说，朱仪的仕宦之途，从一开始就有着双重使命。他既要为战死的父亲洗冤，也得让成国公家族在勋贵群体中重获尊严。

朱仪墓神道碑文，详细列述了朱仪从袭爵到病逝四十多年的仕宦人生。其中最主要部分是他任南京守备三十多年的经历。这段时间，充分体现出了他较强的理政能力和“廉静老成”处世原则。

景泰三年，朱仪刚袭爵，景泰皇帝就在一天深夜，命令他代替皇帝主祭太庙。虽然朱仪”仓促受命”，但在筹办和举行祭祀大典中实现了”礼无违者”目标。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在祭祀礼仪中出现丝毫差错就会招致重罪，而朱仪能在仓促之间圆满完成使命，既证明了他对国家礼仪制度的精熟，也体现了他临时不乱的气度。

景泰七年，他受命主持周世子丧事，更体现了他“省财而事办”，“节流务实”的治事风格。这种理事风格，正是他日后治理南京时，既能严谨礼制，又重视民生而收获政绩的基础。

天顺元年英宗再次登基时曾对朱仪评价说“平阴王有后哉！”，此语可视作朱家命运开始走出低谷的标志。

英宗亲历了“土木堡之变”的劫难与耻辱，重回皇位后，他对战死旧臣的抚恤，对朱勇之后朱仪的认可，既是是对朱家“忠勇”的再次肯定，也是对自己”亲征”的反思。所以，孝恭皇后合葬、钱皇后册立大典等高规格典仪，英宗都让朱仪主持。后来朱仪还曾奉命持节册封蜀王。

碑文记载，朱仪在京期间，一直奉皇命勤恳谨慎，但“赐无所受”，并坚持练武习兵，他在内苑射礼时曾“连中靶心”。由此可见，朱仪获袭爵后每一步都小心谨慎。

他的“辞赏”尽显其不看重钱财，这会让皇帝觉得他如果理政肯定清廉。他的练武善射，也是尽显其“武烈”、“武慜”世家武勇的传承。为日后实现自己的目标做准备。

至此，朱仪完全具备了”文武兼备”的勋臣形象了。最终，英宗敕命他担任了南京守备。

南京作为明朝的留都，是“国家根本之地”，军政事务，各种关系十分复杂。朱仪到任后首先面对的是南京地区洪涝饥荒。可他极有创见地创行了“赎米救荒”政策。囚犯可以纳粮减罪；商税、僧牒换粮。这一措施救助了很多因荒濒死的百姓。

当时由于流民甚多，他又奏请推行“募流民为兵”之策。这既可安置流民又能充实、增强南京的军备。他这种以民为本，兼顾军政，变“流民可能之乱”为地方安全保障的做法，比以往单纯的赈灾，更具长远眼光。

在治安管理方面，朱仪的治理方式也尽显智慧。例如，他对扰害长江水路的盐匪强贼彭钊，李相等，绝不手软，即使追至九江也要将其捉拿法办。对待海盗，他坚持“先威后抚”。先分兵扼守、封锁关键要地，迫其投降，然后“械首恶三十三人赴京”，对“胁从者皆释”。这种“刚柔相济”的治盗手段效果显著。自此，南京地区包括水道在很长时间都是安宁有序。

在举贤任能方面，朱仪“举人不避亲，识人能辨才”。他推举的一个指挥使清廉而贤明，最后官至总漕都督，这足见其识人之精准。

朱仪在南京任职期间最难得的是“守正不阿”和“深谋远虑”。在朝廷下令各地缴还“符验”政令之后，朱仪根据政务实际情况，上奏疏力谏道：“南京属根本之地，事有缓急，无符验则政令难达”；朝廷下令核查地方军籍时，朱仪又奏：“旧制军数属机密，不宜外泄”。这两件事都是因朱仪的合理建议而搁置。这足见其对南京政务、军务的深度思考和正确判断。

因为，留都南京尽管一时没有战事，但不能不防不测。符验是应急之必需，军籍是防务之根本，在没有更好管理手段时，绝不可轻易妥协。

而针对驻守城关的守军主力，过去一直都是调出操练，平常仅留一点老弱驻守城门。见此漏洞，朱仪要求实行“轮班守卫”制，一拨轮操，一拨驻守。这个建议一直”久议不决”，但朱仪始终坚持，四年后终被采纳。

平常朱仪十分关注军兵的生活状况，他见一些兵丁患病不愈，就极力奏请朝廷设医药机构救治。凡此这些看似琐碎之举，其实都是朱仪“治军以细”的体现，更是南京三十多年内外无警的主要原因。

成化二十一年，星象异常，朝廷向将臣求直言期间，朱仪所奏内容“多切时弊”；孝宗继位后，有人向皇帝奏请罢黜不法武臣，朱仪进谏称“武臣多为世勋，法已有定，不可一概罢黜”。

他的奏疏没有激烈言辞，却句句切中要害，既不迎合上意，也不纵容弊端。这正是他“廉静老成”最准确的说明。

他不求“智名”，不求“勇功”，只以“稳”字为重。所以他让南京“上下辑服，军民安堵”。正如碑文作者所评论：“古人所谓‘无智名‘无勇功，而能为国远虑者’，公兼有之。”

在朱仪神道碑文中，除了墓主的政绩，也介绍了他的品行，很多细节既是对朱仪的赞扬，也是作者对明代勋贵“修身齐家”理想的肯定。

“孝”是朱仪品行的核心。父亲朱勇战殁于土木堡。最初朱仪曾下决心”誓雪父耻于沙漠”，可后来因奉旨守南京而未能披挂于军伍。因此，他“每燕坐，悲愤泣下，‘先父何在？吾享此禄，能安乎？’”

他的悲愤并不是在埋怨朝廷，而是对父亲的愧疚，是内心的忠与孝的纠结。在日常，府邸石阶毁坏，家人建议更新时，他却说“此石阶先父所履，不忍易也”。

一块普通的石阶，先父曾经践踏，也就承载了朱仪对父亲的追忆与思念。所以，这里的“不忍”，比其他任何孝道词语都动人。

他在为父母守灵，“哀毁骨立”；远“赴百里外的怀柔北宅墓地祭祀”时“徒跣行”；他侍奉母亲“凡事顺其志”。这些对朱仪而言并不是故作，而是孝出天性的自然流露。

“忠”，是朱仪对君主的赤诚，古代有忠君即爱国之意。宪宗驾崩，朱仪“哀毁甚，燕不举乐者三年”；孝宗立太子，朱仪率南京诸臣上表；孝陵毁坏，钦山庙宇倾颓，他及时修葺；大胜关、龙江关遭遇洪水，他组织军民紧急防治。

从国家礼仪到民生工程，朱仪事事上心，他不求封赏，只为“不负君恩”。他病重临终上疏辞职，皇上派太医前去救治的口谕刚下，而卜告已至。

孝宗震悼，辍朝一日，曾朱仪太师，谥庄简。这份哀荣是皇帝对朱仪一生尽忠最大的回报。

“仁与廉”，是朱仪为人处世的原则。拾遗必还主；见人出卖子女他都“‘买’下后再归还卖主”；家里的仆人梁敏因父亲老病，想回去，朱仪“怜而遣其归养”；当他得知家仆福英是被人卖来的，而福英又是独子，朱仪就把他送回老家。

他路见有百姓之子被卖给了仓官。交割时，被卖的孩子哭喊着不愿离开父母，朱仪便慨然出钱把孩子赎回，让孩子父母带回；还有一个千户家的幼小女孩被丢弃在江岸，朱仪命令南京有关部门抱回收养，这孩子长大后嫁给了百户王隆。

这些都是小事，但处处体现了朱仪的仁慈、对弱者的怜悯。而他对朝廷的赏赐，常常是“赐无所受”。他身为上公勋贵，物质生活窘促，“岁禄恒不给”，年禄银常年不够家庭开销。然而他仍秉持“于财不苟取，而予人则厚”的做人原则。

朱仪的“廉”，并不是刻意做出来的苦行，而是他内心“不妄取”情操的坚持。因而，他的行为与当时部分勋臣“贪赃枉法，兼并霸占土地”的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朱仪在与亲族相处最重情“义”。异母弟朱佶成年后，他让弟弟“自择资产”；朱佶病逝后，他抚育朱佶之子朱辂“甚厚”；朱仪的姐姐嫁都督佥事郭鋐，朱仪曾把姐“接到南京奉养”，并经常给姐姐送各种生活用品。

对待亲族，他不偏不倚，恩义兼备，既保持了家族的和睦，又延续光大了朱家的门风。

而他对长子朱辅的教育堪称是家风教育的典范，其核心就是以“忠义教之”。朱仪在临终之际已不能语，他仍艰难地向朱辅“指画着‘将士’二字”，示意儿子要“牢记忠义，善待将士”。因为这“忠义”二字，是朱家必须传承的“忠勇”之风，是朱家能成获“成国公”荣封的根基。

朱仪神道碑中的朱仪，是一位近乎“完美的勋臣”，他忠孝两全，理政有方，品行高洁。但结合其他史料来看，他也经历过很多的无奈。

”土木之变”后，战死的父亲朱勇险些被于谦、景泰帝追责，他袭爵时“岁禄”被削减大半。这不单是家族收入问题，直接牵涉到家族的荣光，这是对整个家族心理的重创。这也让朱仪知道了勋臣的地位并不是牢不可动。所以，要恢复、维系家族世代荣誉不但要坚守“忠勇”更需要“谨慎”。

英宗再次登基后的天顺二年，英国公张懋与朱仪见时机成熟，上奏皇上请允许前往土木堡祭奠各自的父亲，允奏后的这次祭奠，并不是单纯的忠孝行为，实质是为战死于“土木”的英国公、成国公张辅、朱勇正名的”宣示。

他俩借“祭奠先父”之名，公开向朝也重申了自己的“勋贵身份”。他们更是想通过此举，向社会宣示“土木之战死非罪，而是忠勇”。这自然是朱仪、张懋对自己家族勋贵地位的维护。

作为勋贵的朱仪在南京充守备三十多年，这是他最智慧的选择。如在帝都皇帝身边自然不错，但毕竟有陷入各种政治纷争漩涡的可能。

他在南京默默经营，“治政功绩”的积累，逐渐提高自己的声望，也堵了风言“勋贵平庸无能”者之嘴。避免了身处京都的政治风险，更能以“军民安堵”的政绩获得朝廷信任。

他这种以退为进的智慧，比那些不离京城，过着逸乐生活，又争权又争利的勋臣自然高明得多。

碑文作者所评的“深谋远虑，明哲保身”可谓是一语中的。虽然他“无智名，无勇功”默默南京三十年，但他让朱能家族从“土木”风波后的低谷，渐渐走出，重现了生机，勋贵地位得以巩固，甚至比父亲朱勇时期都稳固。他的这种”不张扬之功”，是明代其他勋贵少见的。

《成国公赠太师谥庄简朱仪神道碑》记，是朱仪的传记，也是明代勋贵阶层的兴衰缩略史。

程敏政以精湛的文笔，把朱仪一生、家族命运、明代政治环境交织记述。很容易让今人了解到勋臣之后朱仪，是如何在家族遭遇重创后，又以“忠孝仁廉”为立身之本、以“廉静老成”为处世之行，最终重振家声，同时又成就了他“守留都三十年无外警”的理政之绩。

朱仪一生，虽未经跃马扬鞭的战事，没陷入惊心诡异的权谋，但以“平淡中的坚守”，成了明代勋贵中的典范。他临终“指画将士”的遗嘱，是对长子的期望，也是对朱氏家族“忠勇传家”之风的最后强调。

总观以上，程敏政这篇文章的内涵与艺术价值远远高于同期杨士奇、张居正、李贤、徐阶、严嵩、夏言、吕调阳等大僚为朱家其他成员撰写的碑文。

2018年秋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