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为何难以成事：如何解决过度公众参与和企业干预的双重难题

重建政府执行力

重建政府决策权不仅在于消除“否决点”，更在于解决企业权力过大的顽疾——正是这种权力让富人占据了通向决策者的快车道。

作者：" bdsfid="315">Suzanne Kahn

编辑：阿K

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个任期之际，建议美国民众对政府机构寄予更多信任，显得格外艰难。本届政府不仅摧毁了民众数十年来赖以生存的联邦项目，拒绝遵守其他政府部门的裁决，更致力于通过以权谋私来奖赏盟友、惩治异己。要求民众去捍卫并赋权那些将“潜在独裁者”推上台的民主制度，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尽管如此，两本旨在为左翼指明方向的新书作者，却恰恰提出了这样的主张。

马克·J·邓克尔曼的《为何一切失效》和弗雷德·布洛克的《居住社会》均于今年2月出版。两本书的核心关切一致：美国政治究竟哪里出了大问题，以至于让煽动家得以攫取权力？以及我们该如何扭转这一局面？尽管最终提出的方案截然不同，但两人殊途同归：都认为对政府的根本性不信任是当前危机的核心。布洛克将其描述为“对代议制民主失望的恶性循环，为煽动家创造了机会”；邓克尔曼则断言：“如果进步主义无法奏效，改革者得到的将是极易受煽动蛊惑的进步主义。”重建对政府的信任是两人研究项目的核心，但他们分析维度的巨大差异，恰恰揭示了这项工程的艰巨性，也解释了为何特朗普当初能获得如此肥沃的政治土壤。不过，将两者的观点结合起来，或许能帮助我们开始寻找前进的方向。

邓克尔曼的分析：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拉锯

邓克尔曼的著述始于两个让大众“热衷于吐槽”的对象：宾夕法尼亚车站（Penn Station）和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宾夕法尼亚车站作为一个庞大且混乱的地下迷宫，与纽约这座城市的宏伟格格不入（尤其是与大中央车站相比）；而罗伯特·摩西则是纽约最著名的城市规划师，罗伯特·卡罗在巨著《权力掮客》（The Power Broker）中详细记录了他如何无视社区和居民的利益，彻底重塑了城市景观。

数十年来，政客们一直试图改造宾夕法尼亚车站，使其不再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碍眼存在。邓克尔曼的研究初衷，正是为了理解为何这件人人都认为必须做的事却陷入了僵局。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许多人暗自期盼能出现一位像摩西那样的人物。《为何一切失效》一书追溯了从摩西时代到今天所发生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阻止了此类强力人物的再次出现。

邓克尔曼的分析基于一种理论架构，即美国政治一直由“汉密尔顿冲动”与“杰斐逊冲动”之间的战争所定义。汉密尔顿主义者相信强大的中央政府是进步和公平的关键要素；杰斐逊主义者则恐惧中央集权及其潜在的滥用。邓克尔曼认为，这两种因素始终处于张力之中，钟摆在两端之间摇摆。他特别关注20世纪下半叶，当时源于世纪初的汉密尔顿式政策遭遇了杰斐逊式的抵制。“善意的改革者”随后争取并赢得了旨在赋予公众“话语权”的新法律和程序，其形式是为不同选民群体设立“否决点”（veto points）。这种将“中央权力下放和外移”的努力虽然成功，但最终导致政府无力解决关键且具备广泛共识的问题，随着问题发酵，挫败感日益滋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视政府为无能之辈。邓克尔曼看到这种模式反复上演：田纳西州孟菲斯最终留下了一条毫无意义、半途而废的高速公路；纽约市无法建造所需的住房；马萨诸塞州为了获得居民想要的绿色能源，至少花费了十年时间，因为层层叠叠的否决点使得输电线路的建设变得不可能。

邓克尔曼认为，现在是让钟摆摆回原处、让进步派克服其“权力厌恶症”的时候了。当然，他也表示，这种回归不能遗忘摩西时代的教训。他呼吁建立一种“既允许每个人被听见……又授权中央权威做出迅速最终决定的规划机制”。换言之，虽然决策系统应该赋予民众话语权，但也必须收回20世纪末改革者精心设立的否决点，将权力重新投资于政府本身。

布洛克的视角：居住与改良的冲突

布洛克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不是“为何一切失效”，而是“为何民主治理正面临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他认为问题的症结不在于人们如何体验治理（如邓克尔曼所言），而在于人们如何理解经济。他指出，我们仍然试图用早期工业经济的思维工具和制度来治理社会。该书的目标是帮助我们建立一种理解经济的新方式，以便更好地组织社会。

像邓克尔曼一样，布洛克也设定了一个核心冲突来构建分析框架：居住（habitation）与改良（improvement）。这一二分法借用自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居住”被定义为“维持人类生存”的居住安排，而“改良”则被定义为“增加经济产出的驱动力”。布洛克认为，这种最初用于描述17世纪英国圈地运动斗争的二分法在今天仍然适用——当时依赖共享牧场的自给自足农民，与试图采用更高效农业实践的大地主发生了冲突。他将21世纪的“居住工作”定义为不仅包括教育、儿童保育和医疗保健等服务经济的标准要素，还包括建筑、交通和能源。相比之下，“改良”则专注于利润。

应用到21世纪，这种二分法有时显得过于模糊而难以使用。公平地说，这种模糊性正是布洛克的观点所在。他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居住经济”中，恰恰是因为大多数改良工作现在都是为居住服务的，而许多今天的居住产业则由逐利的创新驱动。例如，绿色能源部门就位于居住和改良的交汇点。布洛克写道，理论上这意味着这一跨越数个世纪的冲突可以得到彻底解决，即利用增加的经济产出来服务于改善居住条件。然而他指出，现实却是“冲突正在加剧”。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布洛克认为我们需要重拾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及其他1960年代和1970年代后工业思想家的理论，他认为这些思想家的光芒被同一时期的新自由主义者不公正地掩盖了。后工业思想家认为，经济正在迅速变化，转而以技术创新、教育和专业化为中心。所有这些都需要“重新思考继承下来的经济观念”，并让政府在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布洛克写道，在这个世界里，“最重要的消费形式是共享或集体的”。“决定我们生活质量的，不是我们可以从大型零售商货架上拿下来的商品，而是环境质量、社区、住房、医疗系统、教育系统、能源基础设施、交通系统以及信息通信系统等等。”

然而，由于哈耶克（Hayek）和弗里德曼（Friedman）赢得了那场辩论，我们没有为这种经济建立适当的治理结构。随着这些转变的发生，我们非但没有扩大政府的角色，反而缩小了它。我们依赖市场来确保高质量居住产品的获取，但构成居住基础的消费形式对个人市场信号并不敏感；如果人们不喜欢现有的能源，大多数人无法自行寻找替代能源。因此，过度的市场崇拜未能产生一个安全、清洁和公平的经济。

布洛克总结认为，是时候进行一场“政治和经济重组，赋予所有公民对其居住环境更大的控制权”。他相信这可以通过新型的地方化协商机构来实现。他论证说，这种“去中心化的参与式民主”将为人们提供“塑造自己社区的真正机会”。只有通过这种深度的、地方性的参与，我们才能克服普遍存在的对政府的疏离感和不信任。

“富足”辩论中的两极

布洛克和邓克尔曼代表了所谓的“富足辩论”（abundance debate）的两极——这一名称源于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和德里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近期发布的《富足》（Abundance）一书。克莱因和汤普森呼吁一种“建设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that builds），他们认为，只有当我们从1970年代进步派因恐惧20世纪中叶治理过度而设下的监管枷锁中解脱出来时，这种自由主义才能实现。邓克尔曼提供了支持这一论点的细致分析，将当前困境的责任直接归咎于“善意的改革者”，同时也坚持认为适当的回应不是全面的放松管制。相比之下，布洛克则坚定地站在这些改革者的传统一边。他在书的开头就宣称，其目标是复兴新左派（New Left）的价值观，使其“与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生活经验相关联”。他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话语权和参与，而不是更少。

鉴于“富足辩论”的激烈程度，观察布洛克和邓克尔曼在哪些方面达成共识是有益的，他们都认为目前对美国人民不起作用的领域包括：住房、能源基础设施和交通。这些是美国人面临的日常挑战；他们认为，解决这些问题是恢复对民主信心的先决条件。但当谈到“谁是罪魁祸首”时，他们的答案源自不同的现实。

布洛克的主要指控对象是企业。他认为，企业的经济和政治主导地位是由一种法律基础设施支撑的，这种基础设施建立在“企业推动创新和经济改善”的错误信念之上。五十年来，给予这些企业自由支配权、限制政府支出和压制工资的政策，留给我们的是税收不足、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匮乏以及日益金融化的公共部门——这些都未能产生我们应得且应要求的每生活质量。

相比之下，邓克尔曼在他关于匮乏和政府失败的历史叙述中几乎没有提及企业行为体。他自豪地宣称，“故事的几乎每一个元素都可以在不纳入保守主义（通常令人讨厌）影响的情况下得到解释。”在他的历史观中，正是进步派行为体通过建立过多的程序来制衡政府权力，从而造就了一个“什么都行不通”的政治经济。

但是，“半部历史”有助于通过关注其中的细微差别来理清我们面临的问题，但以此为基础寻找政策解决方案却是糟糕的。布洛克写道：“关于基础设施的决策，如高速公路、公共交通、高铁线路、机场甚至公园的位置，通过某种包容性的公众协商来做出，是例外而非规则。”这番论述似乎仍停留在1970年代。邓克尔曼则表明，事实上，如今几乎所有这些决策都受到旨在建立公众监督和投入的措施的制约。例如，联邦公路管理局要求每个州制定政策和程序，将听证会和公众参与纳入联邦资助的公路项目中。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变成了充满公众否决权的障碍赛。（至于这些公众协商机制是否有效，则是一个存在重大争议的话题。）就邓克尔曼而言，他在讲述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和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的故事时，仿佛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一个“被俘获、腐败且更糟”的政府。这其中有真实的成分，但是：被谁俘获了？企业行为体在卡森和纳德的政府权力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在邓克尔曼的书中却几乎隐形。

仅靠增加更多的社区参与层级来试图解决气候危机，这读起来未免过于天真。布洛克写道：“无论中央政府实施什么举措，只有当地方层面的人们积极参与减少社区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时，这些举措才会进展得更快。”诚然，积极参与和支持的社区可以加速这些进程，但如果是对减少化石燃料依赖毫无兴趣的参与型社区呢？这并非假设。例如，在美国东海岸，从北到南的社区团体提起诉讼叫停风电场建设，大多使用的正是旨在赋予社区话语权的程序。

另一方面，当国家的掌舵者是化石燃料行业的坚定捍卫者和气候变化否认者，甚至完全暂停了海上风电开发时，建议通过赋予政府更高效的决策权来解决眼前的挑战，似乎同样天真。邓克尔曼写道，他的处方要求进步派进行一次“信仰之跃”，接受“限制较少的公共权力……不仅会被用于服务进步派的愿望，也会不可避免地被用于追求保守派的目标”。尽管邓克尔曼要求承担这种风险的理由很充分，但在他完成最终编辑到书上架的这段时间里，这一苦果变得更加难以下咽。

结论：超越两极对立

这让我们处于何种境地？我们不能简单地重演新左派将权力从联邦政府下放的剧本。事实上，就连布洛克也反复承认需要联邦政府对地方控制进行兜底；他寄希望于通过强有力的联邦资金和致力于公平的法院系统来制约和平息不公正的地方冲动（要是真能如此就好了）。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新左派半个世纪前实施改革时所回应的权力过度问题。我们需要完整的图景，才能理解为何美国人对联邦政府变得如此怀疑，以至于将缰绳交给了特朗普。

最终，这些历史表明，将决策权理解为需要在两极之间平衡（无论是政府与社区，还是社区与企业）是不充分的。每一个决策都会有许多利益相关者试图施加影响，而他们的权力并不均等。化石燃料公司、渔民和喜欢现有景观的房主都反对风车——有些是基于虚假信息；而环保主义者、工会和希望减缓气候危机的后代都希望项目推进。民主社会中政府的适当角色是权衡所有输入信息并作为最终决策者。但是，如果民众不相信政府有能力或动力去权衡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我们就不能指望他们信任政府去履行这一至关重要的角色，更不用说赋权让它做得更好了。

为此，任何针对当前民主制度信任危机的政策解决方案，都需要解释为何这些机构不再能够充分收集信息并做出决策。重建政府决策权对于让事物重新运转至关重要，但这绝不仅仅意味着消除“否决点”。我们还必须解决赋予超级富豪接近政府决策者特权的企业权力过大问题。同时，我们必须重建提供抗衡力量的组织，包括工会和稳健的媒体生态系统。为了增加对政府做出造福全员决策的信任，我们不仅需要重建其决策能力，还需要通过赋权代表普通美国人的机构，来重建其收集和权衡信息的能力。

作者

苏珊·卡恩 (Suzanne Kahn) 是罗斯福研究所 (Roosevelt Institute) 智库的高级副总裁。她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历史博士学位，著有《美式离婚：新自由主义时代争取女性经济公民权的斗争》(Divorce, American Style: Fighting for Women’s Economic Citizenship in the Neoliberal Era)。

我们是谁

我们的世界不止有一种声音 | 独立·多元·深度

日新说深耕国际议题，秉持普世价值与人文精神，致力于多元视角讲述与思考我们的世界。

欢迎关注我们其他平台账号（腾讯新闻、微博、头条、B站、百度、小宇宙）：日新说Copernicium

每日更新，敬请期待，若想投稿或加入读者社群请添加小编微信：rixinshuo114

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日新说观点，观点不合，欢迎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