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相亲，我嫌女方太闷，起身要走她娘拦住我：等等，后面还有个

“这姑娘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往后过日子还不得憋死我？”

1991年秋收刚过，我蹬着那辆永久牌二八大杠，穿过十里八乡最穷的王家洼。土路两边的玉米秆子横七竖八地倒着，空气里弥漫着秸秆焚烧的焦糊味。

我叫陈建军，那年二十六，在县运输队开货车。这工作在当年算是个香饽饽，走南闯北见识多，工资也比普通工人高出大半截。可偏偏就是这个“走南闯北”，把我婚事给耽误了——哪个姑娘愿意嫁个十天半月不着家的？

说亲的是我远房表姑，她拍着胸脯保证：“建军啊，这回这姑娘准保你满意！王家庄的王晓梅，长得那叫一个水灵，针线活更是没得挑！”

我娘在边上直叹气：“咱不挑模样，就挑个性子。你常年在外，得找个能撑起家的。”

到了王家，我心里就凉了半截。

三间土坯房，屋顶的麦草都黑了，院墙塌了一段用玉米秆堵着。院子里倒收拾得干净，一个穿着补丁褂子的老太太正在喂鸡。

“王婶！人给你领来啦！”表姑嗓门敞亮。

老太太忙在围裙上擦擦手，笑得满脸褶子都堆起来：“快进屋！快进屋！”

掀开那挂洗得发白的蓝布门帘，屋里比外头还暗。唯一的光源是糊着塑料布的窗户，炕头上坐着个姑娘，正低头纳鞋底。

“晓梅，客人来了。”王婶推了推她。

姑娘抬起头——表姑没骗人，确实水灵。瓜子脸，大眼睛，鼻子挺翘，两条乌黑的大辫子垂在胸前。可那眼神飘忽，看了我一眼就迅速低下头，手指攥着鞋底，指节都泛白了。

“你、你好。”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我点点头，在条凳上坐下。表姑和王婶你一句我一句地夸，那姑娘从头到尾没再抬头，问三句答一句，还都是单音节。

“晓梅手艺可好了，你看这鞋底纳的，针脚多密实！”

“嗯。”

“建军在运输队，一个月能挣这个数呢！”

“哦。”

“往后要是成了，让你跟着享福！”

我坐在那儿，浑身不自在。这哪儿是相亲？分明是审犯人。

我不是非要找那能说会道的，但过日子总得有话说吧？我常年跑车，回家就想听个热乎话，要是娶个闷葫芦，这日子还怎么过？

表姑看出我的不耐烦，冲我使眼色，意思是“姑娘家害羞，多处处就好了”。

可我知道不是害羞。那眼神里的不是腼腆，是……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空洞洞的，像个没魂的瓷娃娃。

坐了半个钟头，我实在熬不住了。起身对王婶笑笑：“婶子，队里下午还有个急活儿，我得先回去了。”

这是相亲场上的暗语——没留下来吃饭，就是没看上。

王婶脸上的笑僵住了，表姑也急了，直拽我袖子。

那姑娘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就那一眼，我心里突然揪了一下。那不是失望，也不是难过，倒像是……认命。

就在我转身要出门时，一直没怎么说话的王婶突然冲过来，一把拽住我的胳膊。

“等等！”

那手劲大得出奇，攥得我生疼。我回头，看见老太太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建军，你……你是嫌晓梅不爱说话？”

我尴尬地笑笑：“婶子，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等等！”王婶打断我，声音发颤，“你再等等，后面……后面还有个能说的！”

屋里一下子静了。

表姑愣住了，晓梅猛地抬起头，脸上血色褪得干干净净。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话什么意思？王家还有别的闺女？

王婶松开我，转身就往里屋走。那屋门一直关着，挂着个破布帘子。她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像是要推开一扇千斤重的门。

“小玲，”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你……你出来一下。”

帘子动了。

先伸出来的是一双枯瘦的手，扒着门框。然后，一个人影慢慢挪了出来。

我屏住了呼吸。

那是个姑娘，看着比晓梅小两三岁。瘦，瘦得脱了形，脸颊凹陷，颧骨高高凸起。可那双眼睛——我的天，我从没见过那样的眼睛。

大，亮，深得像井，里面烧着两簇火。

她身上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褂子，空荡荡地挂着。一步一步挪出来，每一步都费劲，却每一步都踩得实实在在。

最后她站定了，靠在门框上，微微喘气。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不躲不闪。

“你就是我姐的相亲对象？”她开口，声音沙哑，却字字清楚。

我下意识点头。

“我是王小玲，晓梅的妹妹。”她顿了顿，嘴角扯出个似笑非笑的弧度，“我姐是不爱说话，但不是天生这样。你要是因为这个看不上她，那你是瞎了眼。”

“小玲！”王婶急得直跺脚。

王小玲没理她，还是盯着我：“我姐以前可爱说话了，唱歌还好听。村里人都说她嗓子像百灵鸟。”她喘了口气，继续说，“可现在，她不敢说，不能说。你知道为啥不？”

我突然觉得喉咙发干。

“因为话说多了，饿得更快。”王小玲一字一顿，“家里粮食就那么多，她多吃一口，我就少一口。我病着，是个拖累，所以她得让着我，连话都得省着说——说话费力气，你懂吗？”

屋里死一般的寂静。

晓梅突然站起来，冲过去捂住妹妹的嘴，眼泪哗地流下来：“你别说了……求你别说了……”

王小玲轻轻拉开姐姐的手，那双燃烧的眼睛还是看着我：“现在你知道了。我姐不是闷，她是把说话的力气省下来，多干点活，多省口粮，好多养我几天。”

她身子晃了晃，王婶赶紧扶住她。可她还是倔强地站着，看着我：“你要是嫌她闷，现在可以走了。但走之前，我得告诉你——我姐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配你，绰绰有余。”

说完这句，她像是用尽了所有力气，软软地往下倒。王婶和晓梅一起扶住她，哭成一团。

我站在原地，脚像生了根。

表姑拉着我往外走，嘴里念叨：“造孽啊……真是造孽……建军，咱走，这家人咱惹不起……”

我被她拉到院子里，秋日的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我却觉得浑身发冷。

那姑娘的眼睛还在我脑子里烧着。

还有晓梅那双空洞的眼睛——原来那不是空洞，是把她所有的鲜活都藏起来了，藏到谁也看不见的地方，就为了省一点力气，多熬一天。

我突然甩开表姑的手。

“建军？你干啥？”表姑慌了。

我没说话，转身又走回屋里。

王婶正把王小玲往炕上扶，晓梅蹲在地上哭。看见我进来，三个人都愣住了。

我走到炕边，看着那个病得不成人形却有一双烈火般眼睛的姑娘。

“你得的什么病？”

王小玲靠在被垛上，喘了几口气，才说：“肺结核。晚期了。”

91年，肺结核晚期。这几个字像冰锥子扎进我心里。

“治不好？”

“能治，要花钱。”王小玲笑了，那笑容惨淡，“很多很多钱。而且我就是个无底洞，填不满的。”

晓梅猛地抬起头：“能治好！医生说能治好！就是……”

“就是咱们治不起。”王小玲接话，说得平静，“姐，别骗自己了。”

我看着这一家三口，突然明白了王婶那句“后面还有个能说的”是什么意思。

她不是要推销另一个女儿。

她是在用最惨烈的方式告诉我真相——你看，这就是我家的全部了。一个为了妹妹不敢说话的姐姐，一个病得要死却比谁都明白的妹妹。你要是怕了，就走吧，我们不怨你。

我蹲下身，和炕上的王小玲平视。

“要是能治，你想活吗？”

王小玲愣住了。那双燃烧的眼睛里，第一次出现了别的东西——一点点光，一点点不敢置信的渴望。

“……想。”她声音轻得像叹息，“我想活着，看我姐嫁人，给我娘养老。可……”

“想活就行。”我站起来，从内兜掏出个手绢包。里面是我这半年攒下的工资和出车补助，一共八百六十四块三毛。

我把钱放在炕沿上。

王婶像被烫了似的跳起来：“这不行！这不能要！”

“婶子，”我按住她的手，“这钱不是白给的。”

屋里三个人都看着我。

我看向晓梅，她眼睛红肿，还挂着泪，呆呆地看着我。

“王晓梅同志，”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轻松点，“我想跟你处对象。这钱，算是我的诚意。你先拿这钱带妹妹去治病，不够我再想办法。”

晓梅的嘴唇颤抖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王小玲却猛地坐直了身子——虽然马上又虚弱地倒回去——她死死盯着我：“你可怜我们？”

“不是可怜。”我摇头，“我佩服你们。我陈建军活了二十六年，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姐妹。”

我顿了顿，又说：“我常年跑车，见过很多人。有些人四肢健全，心却烂了。你们虽然难，但心是亮的。就冲这个，我觉得值。”

王婶哭了，这次是捂着嘴哭，不敢出声。

晓梅终于说出话来：“可……可我妹妹这病……”

“能治就治。”我说，“我才二十六，还能挣钱。你们王家的无底洞，我陈建军来填填看。”

那天，我没走成。

我留下来吃了午饭——玉米面贴饼子，咸菜疙瘩，一盆看不见油花的白菜汤。晓梅一直低着头，但给我盛汤时，手不抖了。

王小玲靠在炕上，精神却好了很多，眼睛亮晶晶地看我：“你真要娶我姐？”

“那得看你姐愿不愿意。”我咬了口贴饼子，确实有点拉嗓子。

晓梅脸红了，小声说：“我……我配不上你。”

“这话不对。”我放下筷子，“要说配不上，是我配不上你。我没你那股劲儿——为了妹妹能把自己活没了的劲儿。”

王小玲笑了，笑得咳嗽起来，晓梅赶紧给她拍背。

等缓过来，王小玲说：“陈建军，你这个人，有点意思。”

下午，表姑先回去了，走时忧心忡忡。我留下来，帮着修了塌掉的院墙，又把水缸挑满了。

挑水时，晓梅跟出来，在井边小声说：“陈大哥，那钱……算我借你的。我一定还。”

我看着她认真得近乎固执的表情，突然心里一软。

“成，借的。那你得好好活着，才能挣钱还我。”

她用力点头，眼睛里有了一点光。

傍晚我走时，王婶送到村口，一遍遍说：“建军，你再想想……这事儿太大了……”

“我想好了。”我跨上自行车，“婶子，过两天我带小玲去县医院。我认识个大夫，先看看。”

骑出老远，我回头，看见母女三人还站在村口。夕阳把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回到家，果然炸了锅。

我娘听表姑添油加醋地说完，差点背过气去。

“你疯了！肺结核！那是个传染病！还是个晚期！你有多少钱往里扔？”

我爹闷头抽旱烟，半晌才说：“那家大闺女，人咋样？”

“人很好。”我坐下来，“就是命不好。”

“命不好的人多了，你都能管？”我娘哭起来，“咱家攒那点钱，是给你娶媳妇的！不是让你打水漂的！”

“晓梅就是我媳妇。”我说。

“她还有个病妹妹！”

“那以后也是我妹妹。”

我娘哭得更凶了。

我爹磕磕烟袋锅子，说了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你要真想好了，爹不拦你。人这一辈子，钱能再挣，良心债背上了，就卸不下来了。”

我娘骂他老糊涂，父子俩一个德行。

可第二天早上，我娘还是红肿着眼睛，把她藏在柜子底下的存折塞给我：“拿去。要娶，就娶得像样点，别让人看不起。”

那存折上有两千块钱，是我爹娘半辈子的积蓄。

我心里堵得难受，跪下来给她磕了个头。

“娘，儿子不孝。”

我娘一巴掌拍在我背上，哭骂道：“你知道不孝还这么干！滚起来！要干就干出个人样来！”

第一趟去县医院，是我用自行车驮着王小玲去的。

她轻得像片叶子，坐在后座，一路上死死抓着我的衣服。

“陈大哥，”她在风里喊，“要是治不好，你别硬撑。我不怨你。”

我没回头：“你少说两句，留着力气看病。”

县医院的李大夫是我跑车时认识的。他给王小玲做了检查，脸色凝重。

“确实是肺结核，双侧都有，比较严重。但是——”他看着我，“不是没得治。需要长期用药，定期检查，加强营养。最关键的是，病人要有求生意志。”

他看看王小玲：“我看这姑娘，意志没问题。”

王小玲眼睛又亮了。

李大夫开了药，又叮嘱了一堆注意事项。最后说：“这病要治，一年至少得准备一千五百块钱。要完全康复，可能需要两三年。”

一千五。在91年，是普通工人三年的工资。

我点点头：“治。”

拿药时，我在缴费处排队。王小玲坐在长椅上，晓梅陪着她。我回头看了一眼，姐妹俩依偎在一起，晓梅在轻声说着什么，王小玲认真听着，不时点头。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钱花得值。

从医院回来，我把王小玲安顿在家里——我家有个空着的厢房，收拾出来让她住。我娘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烧了炕，换了干净被褥。

“就当多了个闺女。”我爹说。

治疗是漫长的过程。王小玲要按时吃药，定期复查，还要吃有营养的东西。鸡蛋、牛奶、肉——这些在当时的农村都是金贵物。

我开始玩命跑车。

运输队的活儿，别人不愿意跑的长途、夜车，我都接。最远跑到过内蒙古，三天三夜没怎么合眼。困了就掐自己大腿，或者嚼辣椒提神。

工资和补助，一分不留全拿回家。我娘负责买药买营养品，晓梅每隔两天就来我家一趟，帮忙照顾妹妹，也帮忙干活——洗衣、做饭、打扫，一刻不闲。

慢慢地，晓梅变了。

她开始说话了，虽然还是不多，但眼睛里有了神采。她笑起来很好看，有两个浅浅的梨涡。她手巧，不但会纳鞋底，还会裁衣服。她用我穿旧的工作服，改成了王小玲的褂子，袖口还绣了朵小花。

王小玲的变化更明显。

吃了两个月药，她脸上有了点肉，咳嗽也轻了。她精神好的时候，会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教我娘认字——我娘不识字，王小玲上过初中。

“婶子，这是‘人’字，一撇一捺，像个人站着。”

“这是‘好’字，一个‘女’一个‘子’，有女有子就是好。”

我娘学得认真，学会一个字就高兴半天。

有一天我跑车回来，累得倒在炕上就睡。醒来时天都黑了，听见院子里有人说话。

是王小玲在唱歌。

声音细细的，有点哑，但调子很准：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我趴在窗户上看。月光下，王小玲坐在小板凳上，我娘和晓梅坐在两边。三个女人安安静静地听着，脸上有淡淡的光。

歌唱完了，王小玲说：“这是我姐以前最爱唱的歌。她嗓子比我好多了。”

晓梅小声说：“现在也能唱。”

“那你唱一个？”

晓梅犹豫了一下，轻轻唱起来。还是那首歌，但声音清亮，真的像百灵鸟。

我站在黑暗里，听着歌声，突然鼻子发酸。

这个家，终于有点家的样子了。

转眼到了年底，运输队发年终奖。我因为跑得最多，拿了三百块奖金。

我用这钱给晓梅买了件红毛衣，给王小玲买了双棉鞋，给我娘买了条围巾，给我爹买了瓶酒。

年夜饭在我家吃。王小玲已经能下地走动了，虽然还是瘦，但脸上有了血色。她帮忙包饺子，虽然包得歪歪扭扭。

吃饭时，我爹倒上酒，举杯说：“今年咱家多了两口人，是缘分。明年，会更好。”

晓梅站起来，给我爹娘鞠躬：“叔，婶，谢谢你们。没有你们，我妹妹……”

她说不下去了。

我娘拉她坐下：“傻孩子，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王小玲却端起水杯，看着我说：“陈大哥，我敬你。没有你，我活不到今天。”

我碰了碰她的杯子：“是你自己争气。”

那个年，是我记忆里最暖和的年。

年后，我正式向晓梅提亲。

没有彩礼——钱都用在治病上了。只扯了两块布，给晓梅做了身新衣服。

婚礼很简单，就在我家院子里摆了三桌，请了运输队的同事和几家亲戚。晓梅穿着红衣服，羞答答的，但一直笑着。

王小玲当的证婚人。她站在那儿，穿着晓梅给她改的衣服，清清嗓子说：

“我姐这个人，话不多，但心里热。陈大哥这个人，看着糙，但心细。他俩在一起，是天造地设。”

大家都笑了。

她又说：“我这条命，是他俩捡回来的。往后，我会好好活着，看着他们好好过日子。”

晓梅哭了，我也眼眶发热。

婚后的日子，还是难。

王小玲的药不能停，一个月就要一百多。我还要跑车，晓梅就在家照顾一家老小，又养了鸡，种了菜，想方设法省下每一分钱。

但难归难，日子有奔头。

王小玲的病一天天好转，到92年秋天，她已经能帮着做家务了。李大夫说，再坚持一年，就能基本康复。

晓梅怀孕了。

知道消息那天，我高兴得在院子里转圈。王小玲更是激动，拉着她姐的手说：“我要当小姨了！我要教他认字，唱歌！”

我娘抹着眼泪说：“这下好了，咱家要添丁了。”

可老天爷似乎就见不得人好。

晓梅怀孕五个月时，我跑车出了事。

那天下大雨，路滑，为了避让一辆突然冲出来的拖拉机，我的车翻进了沟里。等醒来时，已经在医院了。

右腿骨折，肋骨断了两根，脑震荡。

运输队的领导来看我，叹了口气：“建军，你先养伤。队里给你报工伤，医药费不用担心。但是……你这腿，以后怕是开不了车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开不了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没了工作，没了收入。王小玲的药，晓梅的营养，即将出生的孩子……

那一瞬间，我觉得天塌了。

晓梅挺着大肚子来照顾我，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只是说：“人没事就好。其他的，咱慢慢想办法。”

王小玲也来了，她恢复得不错，能自己坐公交车了。她坐在我病床边，削了个苹果，切成小块喂我。

“陈大哥，你别愁。我有手有脚，能干活了。我可以去镇上找活干。”

我摇头：“你病还没好利索，不能累着。”

“那也比等死强。”她说得平静，“你救了我的命，现在该我帮你了。”

我住了一个月院。这一个月，家里的重担全落在了三个女人身上。

我娘照顾我爹——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晓梅挺着肚子，还要操持家务。王小玲真的去了镇上，找了份糊纸盒的活，一天能挣一块五。

我出院那天，是晓梅和王小玲来接的。两人都瘦了，但眼睛还是亮的。

回到家，我坐在炕上，看着自己打着石膏的腿，心里堵得慌。

运输队给我发了三千块工伤补偿，但工作没了。队领导说，等我腿好了，可以安排我去看仓库，但工资只有原来的一半。

一半，不够用。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晓梅挨着我躺下，轻轻摸着我的腿。

“建军，我有个想法。”

“啥想法？”

“我想开个小卖部。”她说，“咱家临街，把靠街那面墙打开，做个窗口。卖点油盐酱醋、烟酒糖茶。本钱不用多，先少进点货，卖完了再进。”

我愣了：“你会算账？”

“我跟小玲学了。”晓梅声音轻轻的，“小玲说，加减乘除她都教我了。我也跟供销社的老张打听过，怎么进货，怎么定价。”

我心里一动。

“而且，”晓梅继续说，“小玲现在能看店。我生了孩子，也能一边看孩子一边卖货。你腿好了去看仓库，工资虽然少，但加上小卖部的收入，应该够。”

她说得有条有理，显然是琢磨很久了。

我握住她的手：“你啥时候想的这些？”

“你住院的时候。”她靠在我肩上，“总得想办法活下去。你不能开车了，但咱家不能垮。”

我鼻子发酸，把她搂紧。

“成，就开小卖部。”

说干就干。

我用工伤补偿的钱，买了货架、柜台，进了第一批货。把临街的墙开了个窗，做了个木板挡板，白天打开，晚上关上。

小卖部开张那天，没放鞭炮，就贴了张红纸，写了“便民小卖部”五个字——是王小玲写的，她的字很秀气。

第一天，卖了八块六毛钱。

晚上数钱时，王小玲眼睛发亮：“姐，陈大哥，咱们能行！”

确实能行。

小卖部生意慢慢好起来。村里人图方便，买包盐、打瓶醋都来这儿。王小玲守店，她爱说话，人也实在，童叟无欺。有时候老人钱不够，她就赊账，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晓梅的肚子越来越大，还是忙里忙外。我腿好些了，就拄着拐杖帮忙搬货。

三个月后，晓梅生了。

是个女儿，六斤三两。哭声洪亮，健康得很。

我和晓梅商量，给女儿取名陈盼——盼着日子越来越好。

王小玲抱着小外甥女，爱不释手：“盼盼，小姨给你攒嫁妆。”

我娘当上奶奶，整天乐呵呵的。我爹身体不好，但看着孙女，精神也好多了。

小卖部的收入，加上我看仓库的工资，勉强能维持。王小玲的药没停，但量减少了，花费也少了些。

日子还是紧巴，但一家人在一起，劲往一处使，就不觉得苦。

女儿满月那天，我们在家办了桌酒菜。王小玲拿出她攒的钱——一共八十七块六毛，全是她糊纸盒、看店挣的。

“这钱给盼盼买奶粉。”她说。

晓梅不要：“你自己留着，买点好吃的。”

“我现在能挣钱了。”王小玲笑，“姐，陈大哥，我想好了，等盼盼大点，我想去学裁缝。镇上开了个裁缝铺招学徒，管吃住，还有工资。”

我和晓梅对视一眼。

“你想去就去。”我说，“盼盼有我们呢。”

“嗯！”王小玲眼睛亮晶晶的，“等我学成了，回来开个裁缝铺。到时候，咱家就有两个铺子了。”

大家都笑了。

那天晚上，等晓梅和孩子睡了，我坐在院子里抽烟。王小玲出来倒洗脚水，看见我，走过来坐下。

“陈大哥，谢谢你。”

“谢啥。”

“谢你当年没走。”她看着天上的星星，“要是那天你走了，我可能早就死了，我姐……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小玲，其实该我谢你。”

“谢我？”

“嗯。”我弹了弹烟灰，“要不是你，我娶不到你姐这么好的媳妇，也不会有盼盼。还有，你让我明白了个道理。”

“啥道理？”

“人啊，有时候得傻一点。”我笑了，“太精明的人，算来算去，可能啥都算不到。傻一点，凭良心做事，反而能抓到最实在的东西。”

王小玲也笑了：“那你后悔吗？填我家这个无底洞。”

“后悔啥？”我看着屋里透出的灯光，“你看，现在不是填平了吗？还多了这么多宝贝。”

是啊，我有晓梅这样的媳妇，有盼盼这样的女儿，有小玲这样的妹妹，有爹娘在身边。

这哪里是无底洞？这分明是个聚宝盆。

王小玲去学裁缝了。她聪明，手巧，学得快。三个月就能独立做衣服了，半年后成了铺子里的骨干。

晓梅把小卖部经营得井井有条，还增加了代收信件、代打电话的服务，虽然家里还没装电话，但她记下来，等人家来了通知。

我的腿好了，但留下了后遗症，阴天下雨会疼。看仓库的工作清闲，我有时间就帮家里干活。

盼盼一天天长大，会爬了，会走了，会叫爸爸妈妈了。

93年春天，王小玲出师了。她用攒的钱，在镇上租了个小门面，开了“玲玲裁缝铺”。

开张那天，我们全家都去了。铺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净利落。墙上挂着做好的衣服，有裙子，有裤子，有衬衫。

王小玲穿着自己做的碎花裙子，精神得很。她给盼盼做了件小围裙，上面绣着只小兔子。

“盼盼，喜欢不？”

“喜欢！”盼盼奶声奶气地说，“小姨最棒！”

生意不错。王小玲手艺好，价格公道，很快有了回头客。她还会设计样子，城里流行的款式，她看一遍就能做出来。

日子真的好了起来。

小卖部每月能挣两百多，裁缝铺每月能挣三百多，加上我的工资，一个月有六百多收入。在93年，这算是富裕户了。

我们攒钱把老房子翻修了，盖了三间新瓦房。又装了电话——全村第三部电话。

装电话那天，王小玲第一个打。她打给县医院的李大夫。

“李大夫，我是王小玲。我全好了，今年复查，医生说病灶钙化了，不用吃药了。”

她在电话这边哭，我们在电话这边笑。

李大夫在那边说：“好！好！小玲，你是好样的！”

是啊，她是好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好样的。

94年，王小玲谈恋爱了。

对方是镇小学的老师，叫刘文涛，斯斯文文的，戴个眼镜。来裁缝铺做衣服认识的，一来二去就好上了。

带回家那天，刘文涛紧张得直搓手。

王小玲大大方方：“文涛，这是我姐，我姐夫，这是我外甥女盼盼。”

晓梅做了一桌菜，我陪着刘文涛喝酒。几杯下肚，他话多了。

“小玲都跟我说了。”他看着王小玲，眼神温柔，“她说，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她。”

我笑笑：“是她自己争气。”

“她说，你是她这辈子最佩服的人。”刘文涛举起杯，“陈大哥，我敬你。”

我和他碰杯：“好好待小玲。她吃过太多苦，该享福了。”

“一定！”

95年，王小玲结婚了。

婚礼在镇上办的，我们全家都去了。晓梅给妹妹做了身大红嫁衣，王小玲穿着，美得像画里的人。

她挽着刘文涛的手，挨桌敬酒。到我们这桌时，她眼睛红了。

“姐，姐夫，我……”她说不下去。

晓梅站起来，抱住妹妹：“好好的，一定要好好的。”

我拍拍刘文涛的肩膀：“交给你了。”

盼盼已经三岁了，跑过来抱着王小玲的腿：“小姨，你要去哪儿？”

王小玲蹲下来，亲了亲盼盼的脸：“小姨不走远，还在镇上。盼盼想小姨了，就来找小姨玩，好不好？”

“好！”

婚后，王小玲还在经营裁缝铺，生意越做越大，后来改成了服装店，卖成品衣服，也接定制。

刘文涛对她很好，公婆也明事理。96年，她生了个儿子，取名刘念——念着家人的恩情。

我们两家经常走动。盼盼喜欢去小姨家，因为小姨总有新衣服给她穿，小姨夫会教她认字。

97年，香港回归那天，我们两家在一起看电视。

王小玲抱着儿子，突然说：“姐，姐夫，我想把爹娘接来。”

晓梅愣了一下：“接来？”

“嗯。”王小玲说，“爹娘年纪大了，王家庄太偏，看病都不方便。我在镇上看了套房子，带个小院，想买下来，接他们来住。”

晓梅眼睛红了：“小玲……”

“当年要不是爹娘撑着，我也活不下来。”王小玲说，“现在咱有能力了，该孝顺他们了。”

我点头：“该接。钱不够的话，我这儿有。”

“够。”王小玲笑，“我现在有钱了。”

98年，王婶和王叔搬到了镇上。老两口住进新房子，简直不敢相信。王婶拉着我和晓梅的手，老泪纵横：

“建军，晓梅，我们王家……欠你们的，这辈子都还不清啊……”

“婶子，别说这话。”我给她擦眼泪，“咱们是一家人。”

是啊，一家人。

从91年那个秋天的相亲，到现在，八年过去了。

八年，我从一个跑车的司机，变成了仓库管理员，又和小玲、晓梅一起，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八年，晓梅从一个不敢说话的姑娘，变成了能干的小卖部老板娘，两个孩子的母亲。

八年，王小玲从一个病得快要死的人，变成了健康、能干、幸福的服装店老板。

八年，我们有了盼盼，又有了念儿。

有时候夜里睡不着，我会想起那个下午。想起我转身要走时，王婶拉住我说：“等等，后面还有个能说的。”

如果我当时真走了呢？

我会娶个什么样的媳妇？过什么样的日子？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选了这条路，我不后悔。

因为这条路让我明白：人间最宝贵的，不是钱，不是房，是那份在绝境中也不放弃彼此的真心。

而真心，能换来一切。

2000年，新世纪。

我们两家一起吃了年夜饭。盼盼七岁了，念儿四岁，两个孩子在屋里跑来跑去，热闹得很。

吃完饭，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

王小玲突然说：“姐，姐夫，我有个想法。”

“啥想法？”

“我想把服装店扩大，开到县里去。”她眼睛亮亮的，“现在政策好，鼓励个体经营。县里人多，市场大。”

晓梅有些担心：“那得不少本钱吧？”

“我算过了，够了。”王小玲说，“这几年攒了些钱，而且可以贷款。文涛也支持我。”

我点头：“想做就做。需要帮忙就说。”

“嗯！”王小玲笑了，那笑容和当年病床上那个倔强的姑娘一模一样，只是多了幸福的光彩，“等我做大了，把你们都接县里去住！”

大家都笑了。

窗外，烟花绽放。

新的一年，新的世纪，新的希望。

我看着身边的家人——晓梅靠在我肩上，盼盼趴在我腿上，爹娘在逗念儿，王小玲和刘文涛依偎在一起。

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个秋天的下午，始于那句“后面还有个能说的”。

人生啊，有时候一个转身，就是一辈子。

幸好，那天我转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