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要说透1940年河南沁阳这档子事，就绕不开那碗鸡汤和那把枪。
救命的恩人，转眼就成了枪口下的靶子，这事搁在哪儿都觉得不合常理，可它偏偏就发生了。
时间得先倒回那场送行宴之前。
那时候的抗日战争，打得正胶着，日本人搞的“囚笼政策”就像一张大网，越收越紧，恨不得把所有抗日力量都勒死在中原这片土地上。
炮弹跟不要钱似的往下砸，每天都有人倒下。
新四军豫西抗日游击支队有个野战医院，就安在离前线不远的一个小村子里。
院长叫栗秀真，开封女师毕业的知识分子。
可那会儿的栗秀真，哪还有半点学生的斯文样，一件白大褂洗得发了黄，上面净是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的血渍和药渍。
她不是在手术台前抢救伤员，就是在去抢救伤员的路上。
那天夜里，日本人突然搞突袭，尖锐的警报声把村子的宁静撕得粉碎。
医院必须马上转移。
栗秀真二话不说，背上最沉的那个药箱，招呼着护士和还能动的轻伤员，抬着那些动弹不得的重伤员就往深山里钻。
山路滑得能摔跟头，溪水冰得能刺骨头，还得时时刻刻提防着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日本兵。
眼看就要翻过一道山梁，前路却被一伙人堵住了。
借着月光一看，是国军的部队。
领头的是个叫牟廷芳的军官，一脸焦急，手里死死攥着份电报。
他的部队也被日本人打散了，身边拖着一大帮伤兵，成了转移的累赘。
那时候国共两边，面上是合作抗日，底下小摩擦不断，在这荒山野岭碰上，谁心里都得打个鼓。
牟廷芳看见栗秀真他们这群穿着新四军军装的医护人员，眼睛都红了。
鬼子的炮火声越来越近，他几乎是用吼的语气说：“你们要过去也行，把我这些弟兄都带上！
治好了，一个都不能少！”
这话里头，听不出商量的意思，倒全是走投无路时的那种决绝。
这一下，难题就摆在了栗秀真面前。
她自己的医院早就人满为患，药品更是按粒数着用的。
再塞进来这么一大批国军伤员，意味着自己这边的战士可能连个躺的地方都没有，救命的药也得分出去一半。
周围的新四军战士都看着她，等她拿主意。
栗秀真没怎么犹豫，她就那么看着那些躺在临时担架上，穿着国军军服、疼得直哼哼的士兵。
军装是不一样，可那一张张因为疼痛而扭曲的脸，那种想活下去的眼神，跟她救过的每一个新四军战士没什么两样。
她扭头对自己的同志们说：“都是打鬼子的中国人，见死不救，那算什么事？
能救一个是一个。”
就这么一句话，几十个国军伤员被抬进了新四军的野战医院。
为了给他们腾地方，栗秀真硬是动员自己这边伤得轻一些的战士，先搬到老乡家里去挤一挤。
她跟战士们解释：“不是我偏心，是他们伤得确实比你们重。
咱们是主人家，总得有点待客的样子。
等他们缓过劲儿来，咱再把床位要回来。”
新四军的战士们看着院长熬得通红的眼睛，没一个有怨言。
刚开始，那间临时病房里的气氛能把人冻死。
国军的伤员们一个个都跟闷葫芦似的，眼神里全是戒备和警惕。
长官们平时没少跟他们念叨“防共”的那套说辞。
他们不说话，默默地让你给他换药、上药，但那身体是僵硬的，和你保持着明显的距离。
这种无形的墙，栗秀真看在眼里。
第二天开晨会，她把话撂那儿了：“都给我听清楚了，咱们是医院，不是审判庭。
你手上那把刀，是救人的，不是用来分派系的。
谁要是带着情绪干活，心里有疙瘩，解不开，就别端这碗饭！”
这话很重，但给整个医院定下了一条铁规矩：在这里，只有伤员，没有党派。
人心这东西，有时候就是靠一点一滴的小事给焐热的。
有个国军的小兵，腿上的伤口化脓了，每次换药都疼得嗷嗷叫。
旁边床位一个新四军的老兵就逗他：“这点疼算个啥，等你好了，我教你怎么拼刺刀，一捅一个准！”
一来二去，俩人倒成了朋友，还盘算着伤好了以后一起上阵杀敌。
夜深了，值班的小护士累得直打瞌睡，总有不知道哪个国军伤员会悄悄地把自己的旧军大衣给她们披上。
这种不说出口的关心，比什么都实在。
他们慢慢发现，这些被长官们说成“青面獠牙”的共产党，跟自己一样，有爹有妈，也知道冷，也知道热。
日子一天天过去，第一批国军伤员的伤养好了，到了该归队的时候。
为了给他们送行，医院下了血本，把全院上下当宝贝疙enta养着的那只老母鸡给杀了，炖了一大锅鸡汤。
在那个人人都饿肚子的年月，这锅鸡汤的分量，比金子都重。
送行宴上，一个国军的小队长端着那只豁了口的粗瓷碗，手抖得厉害，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来之前，长官跟我们说…
说了很多…
可你们，待我们比亲兄弟还亲！”
屋子里的人，不管是新四军还是国军，眼圈都红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
一名国军副官“霍”地一下站起来，手里攥着一把勃朗宁手枪，保险已经打开了，黑洞洞的枪口稳稳地对准了正在给大家倒酒的栗秀真。
他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喊道：“这是鸿门宴！
你们想把我们扣下来当人质！”
所有人都懵了。
前一秒还热泪盈眶，后一秒就拔枪相向。
最先反应过来的，反而是他身边的国军士兵。
一个年纪大的老兵扑上去，死死攥住他持枪的手腕，吼道：“你疯了！
人家救了咱们的命！”
新四军的战士也围了上来，屋子里的空气一下子绷紧了。
栗秀真慢慢站了起来，她的目光越过那支还在颤抖的枪，落在了那个副官的眼睛里。
她没慌，也没生气，只是平静地指了指墙角的药箱，一字一句地说：“这位长官，你动动脑子。
如果真要害你们，有必要等到今天吗？
在手术台上，我想要你们的命，不过是手上偏一寸的事。
我们费那么大劲把你们从阎王殿门口拉回来，就是为了在这顿送行饭上动手？
这不合情理。”
这几句话，不重，但字字都敲在了那个副官的心上。
他不是天生歹毒，而是被那些“共产党最会骗人”的宣传给吓破了胆。
他的恐惧，是那个分裂年代里，被谎言扭曲了心智的许多普通士兵的缩影。
栗秀真的话，把他心里那套逻辑给彻底打碎了。
“当啷”一声，枪掉在了地上。
那个副官蹲下去，抱着头，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我…
我一直听长官说…
他们说你们…
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话也说不完整。
栗秀真走过去，捡起地上的枪，当着所有人的面，熟练地把弹夹卸下，子弹一颗颗退出，然后把一把空枪递还到他手里，说：“谁说的？
你让他亲自来我们医院看看。
在这里，不管是谁，只要是伤员，用的都是一样的药，吃的都是一样的饭。
这就是我们说的‘国共合作’。”
这把没响的枪，反倒把两边人心里最后那点隔阂给彻底击穿了。
从那以后，还没离开的国军伤员们抢着帮医院打扫卫生、分发药品。
再遇到日军轰炸需要转移的时候，他们二话不说，冲在最前面抬担架，嘴里还喊着：“让医生护士歇着，她们是金贵人，我们这些粗人有力气！”
后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医院里穿着两种不同军装的士兵们抱在一起又哭又笑。
那段在炮火和药水味中结下的情谊，成了他们许多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记忆。
再后来，那个曾经拔枪的副官，听说归队后不久就申请退伍回了老家。
而那个被枪指着的栗秀真，解放后先后担任了湖北省卫生厅厅长和国家卫生部的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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