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信念为旗 以笔墨为剑——读聂震宁《心向光明：邹韬奋传》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邹韬奋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是著名的政论家和卓越的文化战士，是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闻出版奖成为我国新闻出版工作者职业追求的最高荣誉。今年是邹韬奋先生诞辰130周年。由出版家聂震宁撰写的文学传记《心向光明：邹韬奋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版）一书，以真挚的情感共鸣、深邃的历史眼光和诗化的文字叙事，还原了这位中国现代杰出出版家和优秀新闻记者的光辉一生，塑造了一位有爱有憎、有血有肉的文化斗士。在这部33万字的厚重文学传记中，读者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出版家兼新闻记者的传奇生命史，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中“服务大众、追求真理”的精神求索。

《心向光明：邹韬奋传》，聂震宁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

救亡图存与开化启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题，在二者的双重变奏与交响中，邹韬奋选择以笔墨点亮世道人心，用报刊诠释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成为文化抗战的一面旗帜和中国现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奠基人。邹韬奋1895年出生于福建永安，那是一个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年代，甲午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去，维新思潮此起彼伏。聂震宁敏锐地捕捉到时代背景与传主个人选择之间的内在关联：“时代造就了邹韬奋，邹韬奋也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时代。”聂震宁以“灯”为媒介，以“光”为象征，将韬奋先生个人成长历程与时代大潮紧密相连，使本书由始至终都呈具一种历史张力和精神高度。全书详细梳理了邹韬奋从福建永安一个没落书香门第走向上海、走向世界的曲折历程，深情追溯了邹韬奋“心向光明、直至永远”的精神履历。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求学时期，邹韬奋不仅接受了正规的西式教育，更培养了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能力。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彼时邹韬奋的精神成长：“夜深人静时，图书馆的灯光见证了一个青年对知识的渴求，对国家前途的忧思。”五四运动爆发时，邹韬奋正值人生观形成的关键阶段。民主与科学的理念已深深扎根在他的思想中，成为他日后办报办刊办出版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引领，对此，作者在书中深刻地指出：“五四的精神火炬，在邹韬奋手中化作了一盏长明灯，照亮了无数普通读者的心灵。”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长期从事新闻出版事业的聂震宁并未将邹韬奋先生的精神世界加以简单化或二元化，而是通过认真查阅大量日记、档案、书信和一些人物回忆录等原始素材，深入解读《韬奋全集》《邹韬奋年谱长编》《忆韬奋》和《韬奋研究》等一手材料，自蓄新机，深中肯綮，叙述择其要，议论端其旨，集中展现了一个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寻找平衡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这种多重性与复杂性，正是邹韬奋那一代人的共同精神特征：他们既深受传统文化熏陶与濡染，又热切期待通过接受新思想新理念改变国家命运。

邹韬奋一生最重要的文化实践，莫过于他对现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发轫与开拓。聂震宁生动再现了邹韬奋主办《生活》周刊、生活书店等新闻媒介与文化机构的艰苦历程。1926年，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时，它只是一份发行量不足2000的小众刊物，在他亲自主持和精心运作下，《生活》周刊逐渐发展成为发行量超过15万、影响遍及全国的大众媒体。同时他还陆续创办了《大众生活》《生活日报》《新生》《抗战》和《全民抗战》等进步刊物，还亲手撰写了众多宣传抗日的通讯、政论等文章，发出了“团结御侮、抗战到底”的时代最强音，成为唤起民众觉醒、推动全民抗战的重要精神武器。毛泽东在延安时曾经说过：“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聂震宁将邹韬奋创造的报刊发行记录和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称为“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奇迹”。在这文化奇迹的背后，是邹韬奋对传统出版理念和出版模式的革命性创新与突破。他曾提出“以读者为中心”的办刊思想，强调内容要“有趣、有用、有益”。在聂震宁看来，这不仅是一种办刊经营策略，更是一种深层的思想启蒙：“将高深的知识转化为普通读者能够理解的内容，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化的文化实践。”1925年10月在上海创立的生活书店，更是将这种理念扩展到图书出版领域。聂震宁在书中通过对历史档案的梳理和研读，再现了生活书店如何成为进步文化的重要传播阵地，无论是出版鲁迅著作还是印制大众人文读物，无论是开展抗战宣传还是进行民主启蒙，生活书店的出版物成为一个时代思潮变迁的标志和见证。邹韬奋先生以其卓越的文化实践，表征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不在于空谈奢想，而在于稳步扎实的文化建设。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演变过程中，邹韬奋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类型：他既不是单纯的政治活动家，也不是埋首于书斋中的纯粹学者，而是以文化出版为执业和阵地，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文人论政”者。聂震宁深刻分析了邹韬奋公共写作的主要特点：“他的文章既有记者的敏锐，又有思想者的深度；既关注国家大事，也关心平民疾苦。”这种家国情怀兼具民间立场的写作取向，使得邹韬奋在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情感桥梁。“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的写作主题发生了明显转变，从社会启蒙转向抗日救亡，聂震宁通过对比分析邹韬奋先生不同时期的文章，清晰地勾勒了其思想发展的主要轨迹：“当民族危机来临之时，他将个人才智完全奉献给了救国事业。”尤为难得的是，聂震宁并未回避邹韬奋在政治立场上的纠结和迷茫，借助大量第一手资料展现了一个在国共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形象。这种历史复杂性的勾陈与还原，不仅没有削弱邹韬奋的形象，反而使其更加真实、更加丰满。

1933年，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迫害，邹韬奋被迫开始了第一次流亡。此后十余年间，他的足迹遍及欧美、中国香港等地。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调，描写了这段流亡岁月中的文化坚守。邹韬奋始终没有停止写作和出版。无论是在远洋轮船的船舱里，还是在异国他乡的旅馆中，他都在为中国的启蒙事业笔耕不辍。聂震宁将这种精神称为“文化上的长征”：“身体可以流亡，但思想不能停止传播。”欧洲之行对邹韬奋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看到西方民主的优点，也察觉到其局限性。这种辩证的眼光，使他的启蒙思想超越了简单的拿来主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邹韬奋将出版工作全面转向抗战宣传。生活书店出版了大量的抗战读物，成为鼓舞民心砥砺士气的重要精神力量。聂震宁评价道：“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邹韬奋和他的同事们用笔墨构筑了一道精神防线。”最令人动容的是，即使在病痛缠身的生命垂危时刻，邹韬奋依然坚持以笔为枪孜孜写作《患难余生记》，向全社会广泛呼吁“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聂震宁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邹韬奋临终前的场景：“病榻上的他，最关心的依然是出版事业和抗日大局。这种鞠躬尽瘁的精神，诠释了一个文化战士的全部含义。”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先生病逝于上海。他在遗嘱中写道：“我死后，希望能将遗体进行解剖，对医学研究有所贡献，然后再行火化。”聂震宁对此评论道：“这最后的决定，体现了他一生信奉的科学精神和奉献精神。”

《心向光明：邹韬奋传》不仅是一部人物传记，更是对邹韬奋精神遗产的深入梳理，聂震宁认为邹韬奋先生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出版理念、知识分子精神和文化启蒙思想。“光明”作为本书的书名，是统摄全书的精神主线，作者通过征引中外圣哲对“光明”的思考与阐释，构建了一个跨文化的“光明谱系”，而邹韬奋正是中国语境下追求光明、传播光明的“普罗米修斯”。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是，聂震宁将邹韬奋精神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认为邹韬奋精神在全球化、数字化的今天，其所倡导的大众启蒙、文化担当，依然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

掩卷《心向光明：邹韬奋传》一书，邹韬奋的形象久久萦绕在心。聂震宁以史学家的严谨和文学家的浪漫，为读者摹写了一个立体而丰满的邹韬奋形象。这部传记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史料的丰富、分析的深刻、观点的新异，更在于它成功捕捉到了传主的人格特征和精神气质。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邹韬奋先生用笔墨书写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他的生命历程告诉人们：文化的力量或许不如枪炮那样直接和激烈，但它能穿透时间的帷幕，在历史深处发出持久的回响。“光明是伟大的，追寻光明的人也是伟大的。”聂震宁的这部人物传记，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一个追寻光明的人，更让读者相信：只要心向光明，笔墨就能嬗变为照亮人们前行的熊熊火炬。

（作者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原标题：《以信念为旗 以笔墨为剑——读聂震宁《心向光明：邹韬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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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刘金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