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军事二把手何应钦有什么贡献，他能不能算抗日英雄？

1945年9月9日，南京，那一刻闪光灯把整个会场照得惨白。

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作为中方代表的何应钦，伸手接过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投降书。

有人洗地说是“礼仪之邦的风度”，有人说是“儒将本色”，可你要是把档案袋里的灰尘抖干净，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礼貌。

这哪里是弯腰，分明是一种刻进骨子里、去不掉的“肌肉记忆”。

如果不是后来美国人突然参战，一把掀翻了赌桌，何应钦这三个字，搞不好早就刻在汉奸耻辱柱上了，弄不好排名还能跟汪精卫争一争。

要把何应钦这个人看透，光看他1945年的高光时刻没用，得倒带回去，看他在那一堆烂摊子里的表现。

时间回拨到1933年的塘沽，那会儿长城抗战刚打输，华北眼看着要完。

作为全权代表的何应钦，在《塘沽停战协定》的谈判桌上，直接上演了一出让后来学历史的人都觉得脑壳疼的戏码。

咱们都知道，国与国谈判，哪怕你是战败方，为了哪怕一丁点利益，通常都得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拍桌子骂娘。

但何应钦倒好，日本人拟定的那些丧权辱国的条款，他几乎是一字不改，照单全收。

那个签字的速度，比咱们现在收快递签个字都要快，生怕日本人反悔似的。

紧接着的《何梅协定》更是离谱到家。

虽然事后他到处跟人解释，说自己当时“拒绝签字”，其实呢？

他是发电报给行政院，想找个台阶下，最后还不是半推半就地答应了。

这事儿的根源，不在于他不懂外交技巧，而在于他骨子里对日本军队那种深深的恐惧和崇拜。

别忘了，何应钦是典型的“留日派”，也就是著名的“士官系”出身。

对面坐着的很多日军高级将领，当年跟他不仅是老同学，有的可能还在一个澡堂子搓过背。

这种同窗之谊加上他对日本国力的迷信，让他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就敢直接驳回宋希濂等爱国将领的请战书。

理由露骨得让人没法听：“打不过，求和才是上策。”

这种“恐日病”，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层可不是个别现象，说难听点，简直就是一种流行病。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前夕，这可以说是中国最黑暗的时刻。

日军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送来了七项极为苛刻的诱降条件。

什么承认伪满洲国、华北特殊化、共同防共之类的，要是答应了这些，中国基本上就亡了一半了。

就在国民政府最高层的那个会议室里，出现了一幕让人脊背发凉的场景。

唐生智、白崇禧、徐永昌这些平时威风八面的军政大佬，居然认为“可以谈”。

孔祥熙、居正、陈立夫这帮人呢，一个个低着头默不作声，跟哑巴了一样。

何应钦更是毫无异议，甚至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整整一屋子的国民党精英，面对这种亡国灭种的条款，竟然几乎一边倒地想要妥协。

反倒是平时被骂作独裁者的蒋介石，在最后关头咬牙没松口，拍了板说不能谈。

这事儿充分暴露了何应钦的政治底色——在他的算盘里，只要能保住地盘和政治资本，国家主权是可以拿来做交易的筹码。

更惊悚的事儿还在后面，这事儿现在都没多少人提。

到了1939年，抗战进入了最艰难的相持阶段，大家都再苦撑。

那一年的8月，就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前夕，一个自称代表德国戈宁（Goning）的神秘密使，突然出现在重庆。

这人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劝蒋介石投降日本。

你想想，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外国密使能大摇大摆地把手伸进国民党最高统帅部，这背后没内鬼谁信？

这个牵线搭桥的人，正是何应钦。

蒋介石虽然是个反共老手，但在民族气节这道红线上，那一刻他比何应钦清醒得多，直接把这个密使驱逐出境了。

这件事后来成了何应钦的一块心病，二战结束后，他借着酒劲跟朋友吹嘘，颠倒黑白说当年是自己极力劝阻蒋介石不要投降。

但这事儿白纸黑字都在档案里记着呢，那个时期，他实际上就是国民党内“主和派”的带头大哥，时刻准备着在抗战崩盘时，作为新政府的代理人去收拾残局。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何应钦这么亲日，甚至有点“二五仔”的嫌疑，为什么蒋介石还一直重用他，甚至让他当了长期的军政部长？

这就是蒋介石玩弄权术阴暗的一面了，简直是把“帝王心术”玩到了极致。

在蒋介石看来，抗战前景不明朗，他得做两手准备：左手拿着陈诚、薛岳这样的“主战派”去跟日本人拼命，那是给外人看的，也是真打；右手呢，必须留着何应钦这样的“亲日派”跟日本人周旋。

万一哪天真的打不下去了，何应钦就是他跟日本谈判最好的桥梁，是他给自己留的一条后路。

这种将国家命运视作私家赌博的军阀心态，正是国民党虽然拥有几百万军队，却始终无法凝聚起真正抗战力量的根本原因。

何应钦的存在，本质上就是蒋介石对日政策摇摆不定的一个活体标本，或者说，一个备用的“白手套”。

可是啊，人算不如天算，局势的变化总是比这帮政客的算计来得快。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对日宣战。

这下子，风向彻底变了。

傻子都看得出来，日本人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现在美国的大腿才是最粗的。

何应钦这个混迹官场多年的“老油条”，嗅觉那是相当灵敏。

他迅速收起了那副亲日的嘴脸，开始在各种场合大谈“抗战到底”，调门比谁都高。

但蒋介石也不傻，既然现在要抱美国人的大腿，还要准备搞反攻，那个满身“日式霉味”的何应钦就没有利用价值了，反而成了外交上的负资产，留着他还容易让美国盟友误会。

于是，到了1944年，随着美援源源不断地运进来，蒋介石果断把军政部长换成了态度强硬、而且跟美国人关系更好的陈诚。

何应钦虽然在抗战末期指挥了湘西会战等战役，但这更多是顺水推舟的“摘桃子”行为，根本没法洗刷他前半段那些投降主义的污点。

当我们重新把这段历史翻出来晒晒，就会发现所谓的“名将”光环下，往往掩盖着肮脏的政治交易。

何应钦的一生，精准地诠释了什么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从早期的跪舔日本，到中期的暗通款曲，再到后期的见风使舵，他从来没有真正站在国家和老百姓的立场上思考过哪怕一秒钟。

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在乱世中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

那个在南京受降仪式上深深弯下去的腰，不仅仅是一个动作，更是那个时代旧军阀软弱、腐朽、无视民族大义的真实写照。

历史或许会被任人打扮，但只要稍微拨开一点迷雾，那些藏在档案缝隙里的真相，就会像尖刺一样扎出来。

1987年10月，何应钦在台北病逝，活了98岁，这辈子也没为那个弯腰道过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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