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三家分晋，毁掉了周朝八百年的根基？因为它开创了一个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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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的一纸诏书，将韩、赵、魏三家晋国的大夫正式封为诸侯。

这看似寻常的一纸诏书，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不仅是春秋与战国时代的分水岭，更是周王朝八百年基业走向崩塌的关键转折点。

一个先例的创立，往往比一场战争更具毁灭性，因为它改变了规则的本身，此后诸侯议事，不再先提周礼，而是先论实力。

分封制：周朝建立的基石与隐藏的祸根

周朝建立之初，周武王与周公推行分封制，将周王室成员、功臣及先代贵族分封到各个地方建立诸侯国。

这一制度是以血缘与忠诚为纽带，构建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秩序，各级贵族需要依此秩序履行朝贡、戍边等义务。

分封之初，“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周王室通过宗法制度和礼乐文明维持着天下共主的权威。

然而，这一制度内部隐藏着结构性矛盾：权力的层层下放必然导致权力的逐渐稀释。

每一代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地内不断的积累财富与兵力，对王室的依赖自然在不断的降低。

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纽带逐渐淡化，诸侯国实力不断增强，而周王室直接控制的“王畿”却在各种内乱外患中不断萎缩。

犬戎攻破镐京时，王畿土地被大量侵占，周平王被迫东迁，此时的周天子已从天下的统治者，逐渐沦为需要强大诸侯庇护的象征性存在。

《史记·周本纪》记载：“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这一描述揭示了权力重心的转移——周王室失去了实际控制力，而强大的诸侯国开始主导政治秩序。

晋国的崛起与内部的裂变

晋国作为西周初期的重要封国，在春秋时期长期扮演着“中原霸主”角色，成为周王室名义上的屏障。

晋文公曾率晋军击退楚军，护送周天子返回洛邑，然而，在强大的外表下，晋国内部的权力结构正在发生的变化。

公室成员为了争夺君位频繁发动内乱，削弱了自身的统治力量。

自晋献公起，为了防止公族内乱，晋国推行了“灭公族”的政策，这使得异姓卿大夫开始在家族中逐渐掌握实权。

到了春秋晚期，晋国政坛形成了韩、赵、魏、智、范、中行“六卿专权”的局面，六卿各自在封地内制定赋税制度，组建私人军队，相互之间明争暗斗。

经过残酷的内部兼并，范氏、中行氏先后被消灭，到了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掉了最强的智氏，此时的晋国公室已经被架空。

晋幽公继位之后，只能控制都城及周边少量的土地，除此之外他还需要定期前往三家封地的进行朝见。

此时的历史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当中：周王室仍有机会通过天下共主权威的进行介入，维护晋国公室的合法地位。

然而持续衰弱的周王室已自身难保，自然没有意志采取行动，三家势力的发展也得不到遏制。

周威烈王的承认：先例的诞生

公元前403年，当韩、赵、魏三家派遣的使者朝见周威烈王，要求正式册封他们为诸侯时，周王室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

使者携带大量金银布帛作为贡品，同时暗示周天子如果不给册封，他们三家将不再履行对王室的义务。

按照周礼，诸侯的册封权只属于周天子，且只有王室血亲或者特大功勋者方可受封，擅自僭越会被视为叛逆。

三家大夫的行为本质上是以下犯上，篡夺君位，晋国公室也曾派使者向周王室求援，希望阻止册封。

然而，周威烈王最终选择了承认，他召集王室大臣商议多日，最终认为如果拒绝册封会导致王室失去三家的支持，进一步陷入孤立。

《资治通鉴》开篇即记载此事，司马光痛心疾首地评论：“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这一评论被后世史学家多次引用，作为评价周王室失策的重要依据，这一决定也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礼制的彻底崩溃

周朝赖以维系的政治秩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被彻底打破，天子自己承认了“下克上”的合法性。

此后的诸侯不再遵守朝贡礼仪，甚至有的诸侯迟到或者缺席周天子主持的祭祀仪式。

权力来源的转移

从此刻开始，成为诸侯不再需要周王室的认可，而是取决于实力与兼并，各诸侯国开始积极扩军备战，通过战争夺取土地与人口以提升地位。

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言：“自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之后，天下诸侯不复知有天子矣。”

这一论断精准的概括了当时诸侯对周天子态度的转变。

道德约束的消失

“尊王攘夷”的政治幌子被彻底撕开，各诸侯国之间进入了毫无顾忌的兼并时代，小国为求自保纷纷依附大国，大国则借机吞并周边小国，战争频率与规模大幅提升。

战国时代的开启与周朝根基的瓦解

三家分晋的先例如同推倒了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各诸侯国的统治者意识到旧秩序已失效，开始寻求新的统治模式与扩张策略：

田氏代齐（公元前386年）

齐国大夫田和仿效三家故事，废黜了姜姓齐公，自立为诸侯，此举同样获得了周王室的承认，这也进一步确认了“实力决定地位”的规则。

楚、秦称王

南方楚国与西方秦国索性直接僭越称王，与周天子平起平坐，楚惠王率先在国内使用王号，秦惠文王随后也正式称王，周天子对此无力干涉，只能选择默认。

周王室彻底边缘化

周天子不仅失去了政治权威，连同最后的经济基础“王畿”也被进一步蚕食，最终分裂为东周、西周两个小邑，沦为诸侯博弈的棋子。

战国时代由此全面开启，各诸侯国开始变法图强，战争规模急剧扩大，从春秋时期的“争霸”转向了战国的“兼并”。

春秋时期战争多为战车对决，规模有限，战国时期则出现了动辄数十万兵力的大规模会战，而这一切的规则起点，正是周王室自己对三家分晋的承认。

从更深层次来看，三家分晋毁掉的是周朝合法性的根基，周朝的统治并非完全依靠武力，而是建立在“天命”与“礼制”的双重合法性之上。

当时的周天子被认为是天的代表，礼制则规定了各级贵族的行为准则。

当周天子自己承认了篡逆的合法性，就等于自我否定了这套行为逻辑，民众对周天子的敬畏之心逐渐消失，诸侯也不再以维护周室为己任。

从此，周王室还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强大的诸侯还需要一面“共主”的旗帜来掩饰赤裸的争夺罢了。

当秦国实力足够强大后，便不再需要这面旗帜，最终导致周王室的灭亡。

总结：先例的重量

历史往往并非终结于一场决战，而是崩塌于一个先例。

三家分晋事件之所以被称为“毁掉周朝八百年的根基”，正是因为它从法理和道德上同时拆解了周王朝存在的根基。

法理上，周天子放弃了册封权的专属地位，道德上，“下克上”行为被合法化。

分封制固有的矛盾、周王室的持续衰弱、强大卿大夫的崛起，这些是历史的“积柴”，这些因素的长期积累，为周朝的衰落埋下伏笔。

而周威烈王的册封，则是点燃这一切的“星火”，这一决定让所有矛盾集中爆发，加速了周朝的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