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美国最高法院应当推翻特朗普的关税

由于不可抗力的限流导致无法接收推送文章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以下操作：

点击标题下方蓝字 “一半杯 ” → 点击右上角“...” → 点选“设为星标 ★ ”，这样就更容易找到我们和收到推送文章！

保持爱读文章，保持领先！

法官的公信力正面临考验。

美国的贸易政策自春季以来似乎趋于平稳，但很快可能再次出现戏剧性转折。最高法院预计将于近期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约一半关税的合法性作出裁决，这些关税是依据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加征的。特朗普借助这部法律，宣称总统有权按其意愿设定关税：他已将美国贸易逆差以及芬太尼的流入宣布为“国家紧急状态”。然而，已有三家法院裁定这些关税违法。最高法院也可能作出同样结论。

若这些关税被最高法院判定无效，政府将转而援引一揽子其他法律授权，但这些授权更繁复、更零碎，也更难操作，以继续对进口实施课税。特朗普达成的那些贸易“协议”——它们并非条约，而只是由白宫促成的行政性安排——其稳定性将随之受损。整体关税水平或许会下降，但不确定性与制度复杂性将接踵而至。并且，若最高法院很可能批准向被违法收费的进口商退还款项，美国经济或将获得一笔计划外的财政刺激，规模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5%。尽管如此动荡在所难免，法官仍应作出不利于特朗普的裁决。

认定违法的理由既有力又直接。依据美国宪法，征收关税的权力属于国会（。政府方面主张，IEEPA也在紧急状态下将这一权力授予总统。然而，整部法律中并未出现“关税”（tariff）一词，其文本仅允许总统对进口进行“管制”（regulate）。

理查德·尼克松曾在1971年援引一项性质相近的授权，短期内对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持续约四个月。该措施之所以在法院审查中得以维持，并不是因为司法机关认可总统拥有随意设定关税的广泛权力，而是因为当时国会在其他相关法律中尚未对关税授权作出足够明确的界定。审理此事的法官也明确表示，他们并非在向总统交付特朗普如今所主张的那种不受限制的无限授权。

此后，国会通过了1974年《贸易法》，对关税权力的适用范围与行使方式作出更具体的规定，并附加时间上限与程序性要求，而这些正是特朗普显然不愿遵守的约束。但制度上应当遵循的恰恰是这种被明确设限的授权框架：历任总统在关税问题上只能依据这些受约束的权限行事，而不能以更宽泛的紧急权力主张取而代之。

废除这些关税还有更多论据可援引。比如，特朗普所宣称的“贸易逆差紧急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托词。但更关键的争点仍在法律文本本身，因为这一次裁决将对最高法院的制度一致性构成一次严峻检验。占多数席位的保守派大法官多年来反复强调：国会不会仅凭含混措辞或附带条款，就改变一套监管安排的根本细节，也就是说，国会“不会把大象藏在老鼠洞里”（“Congress … does not … hide elephants in mouseholes.”）。 一项政策的经济与政治影响越深远，国会对授予此类权力的授权就越必须明确、清晰、不可含混。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也就是所谓“重大问题原则”，最高法院曾否决巴拉克·奥巴马的“清洁电力计划”（Clean Power Plan）以及乔·拜登关于学生贷款减免的措施等政策。该原则保护国会免受“帝王式总统”的侵蚀，否则总统可以否决立法者试图收回白宫所宣称权力的任何努力。

大法官们也许会倾向于辩称，“重大问题原则”不适用于外交政策，因为外交本属总统的领域。但这种说法并不可信。特朗普的关税，包括依据其他法律设定的关税，本质上是一项在国内意义极其重大的税收：预计十年内将筹集2.5万亿美元。这笔钱由美国企业支付，其中相当部分会转嫁给美国消费者。若最高法院为这些关税“开例外”，那么“重大问题原则”看起来就只约束民主党人行使的权力。这一点尤其具有破坏性，因为在近期一些案件中，例如总统是否可以罢免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等独立机构负责人，最高法院的法理走向总体上更有利于现政府。

在短期内，废除这些关税确会带来扰动，但如果不对特朗普加以约束，后果将更糟。这将危险地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到白宫。允许一个人凭一时兴起设定税收，是滋生肮脏的利益输送与裙带偏袒的配方。并且，一旦IEEPA被如此使用，未来的政府也可能以共和党人不乐见的方式加以扩张。试想未来某位民主党总统以“种族不公”为紧急状态为由，对供应链多样性不足的产品加征关税；或者以“气候紧急状态”为由征收碳边境税。

乐观者认为，最高法院是少数几个政治不会压倒一切的机构之一。左翼人士对此存疑，认为保守派法理不过是服务总统优先事项的门面。本报希望乐观者是对的。若保守派多数真心坚守其原则，就应当否决IEEPA关税，并迫使特朗普回到起点重新拟定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