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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寿千与何鲁丽
自1951年9月入北大,1955年9月毕业,凡四年。此四年中在班中最熟者,为杨杰、寿千、贵林等人。
过去班中人总觉得寿千家阔气,其实不然。即以茶叶而论,当时他只买一毛一两者(16两1斤),而我买一毛二分者。
寿千兄自1953年暑假由崇外上二条搬至三川柳,有里院住户(原住者)一小院及外院南屋,大半租房,可十间许。当时房租大半四至五元一间,则月收入不超过四十元。他之收入六十元,其妻四十元,一家子不过一百多元,五口之家,收入并不多。
寿千“文革”时患肝炎。1980年代以后,诸同学已不至外逛公园,最多出外一聚而已。
1995年5月,我班同学纪念毕业四十周年聚会,到约二十人。临走时徐苹芳谓他有车,可送人回城内。寿千立即应之,急忙上车,且笑而得意,并往外看,可知此时他身体已不行。1997年他屡次检查身体,后瘦不少,但精神还行。是年8月8日我去京看杨杰,于路上见到他,已瘦多矣。
1999年12月,在亚运村王云鹗家聚会,寿千身体尚可。而是年6月,为他之七十寿,聚于贵林住处楼下一饭馆。他走时,由其夫人陪,让人觉得他已身体不支。
2000年9月下旬,我与陈惠民去其家,他已不能散步,能在外走几步,已觉吃力。
2001年9月初,陈惠民七十岁生日。他打的由其女婿送来,回时在门口打车,身体问题已更严重。
2002年3月20日,我与同钦及朱忠武由颐和园沙尘暴回寿千民族大学新住处,寿千尚能在屋聊天及打电话等。
2003年8月中旬,我去民大参加王锺翰先生九十寿辰庆祝会,饭后至寿千家中小谈。其妻言其对病已少信心,但一切尚行。
2004年4月底,我们与忠武游颐和园后又去寿千民大家中。当时他坐立均吃力,尚能谈话。此后至次年1月,我即未再见过他。1月21日即仙逝矣!
2011年2月23日
我与寿千兄交游最多,去过不少平日不易去的地方。一次他带我去东四的清真寺,又一次是地震后的1977年初,我们一起去宣外的法源寺看老同学于杰兄,当时于在该寺中的地震办公室临时工作。后我们在菜市口南来顺吃饭,这饭店的名字印象极深。又一次他介绍我去雍和宫参观,当时他让我先找东城区民政局某负责人,再去雍和宫找人,批准后才能去,这也是1977年秋天的事。
寿千兄是回民,1980年代又入民革。他的群众关系好,适合作民主党派工作。一次他的老同学让他去宁夏民革任秘书长,但须把户口迁去。他老伴不同意他去,他写信问我。我们也觉得户口是个大事,劝他别去。我信写完已粘贴好,同钦还在信封后写了八个字:“老马识途,千万别去。”后来北京市民革也考虑任他为秘书长,他考虑太累,也没有去。
马兄家中原藏有唐三彩俑一尊,1954年他捐给北大考古专业,由阎孝慈兄经手。当时并无收据。后来他再托人询问,考古系立即开了证明。2004年4月底我最后一次去其家看他,他告诉我两件高兴的事,一是三彩俑的证明已开来,上写他父亲及他的名字;另外白寿彝先生主编,他与李松茂为副主编的《中国回回民族史》已出版。
马兄家有一明代的方桌,他们家不识,一直放在厨房,供切菜用。“文革”后该桌已甚残破,思处理。收废品的人已来多次,他也渐知其价值。一次打鼓儿的又来,他女儿在家,心想如给二百元即卖。结果最后给了八百元。他们还挺高兴。其实此桌乃是国宝,价可在百倍以上。但马对此不太在乎,认为给了国家也应该。他的大度如此。
2018年8月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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