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已经暂停大型粒子加速器计划

中国政府已经暂停大型粒子加速器计划。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主任吉亚诺提最近提到，中国原本规划的100公里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被暂时搁置，现在中科院更倾向于支持一个更小、低能量的对撞机项目。

中科院高能所王贻芳所长随后确认：中国原计划投资300亿元、建造100公里环形隧道的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确实没进下一个五年计划，将延迟推进，项目技术研发仍在持续。

这个被寄予厚望的“超级科学装置”，就这样按下了延迟推进键。

这是一次深思熟虑的战略调整，CEPC项目曾被视为中国在粒子物理领域追赶甚至引领世界的重要一步，目标直指“希格斯工厂”，旨在进一步揭示宇宙的基本结构。

但这一步代价不小——预算高达300亿元，周期可能长达30年，这样的投入在如今的经济与科技格局下，需要重新审视。

300亿元是什么概念？大约相当于中国一年基础研究经费的三分之一。

这笔钱如果用在农村教育、基层医疗、乡村振兴等民生领域，其社会效益显然更立竿见影。

正如杨振宁先生曾坦言，“盛宴已过”，不是不再追求科学高峰，是要知道，科研“硬菜”背后的“菜价”。

国际上也有不少前车之鉴，美国的超导超级对撞机，烧了20亿美元后烂尾；欧洲的大型强子对撞机，预算一路翻倍，拖得瑞士财政局都头疼。

这些经验提醒决策者：如果一味追求“大”，很可能掉进“深坑”。

而中国这次的选择，恰恰表现出一种科技大国的冷静与成熟。

更现实的问题在于时间，从理念提出到成果出炉，CEPC可能需要三十年。

而科技领域的竞争从来不是慢跑，眼下中国面临的难题很多，芯片、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都急需突破，很多技术“卡脖子”问题更需要立竿见影的解决路径。

与其赌一个遥远的未来，不如当下就把资源砸在能快出成果的领域。不过，项目技术研发仍在持续，未来可申请下一个五年规划。

技术层面也不轻松，CEPC所需的高端部件，如超导磁体、高频腔等，关键技术需国际合作。

而在一个技术壁垒不断加高、封锁频繁上演的国际环境下，这样的依赖无疑是把命脉交在别人手里。过去芯片断供的教训已经够惨，这次决策者显然更谨慎了。

王贻芳提出的“先做小的”策略，其实颇有“田忌赛马”的意味。

不急着上最贵的对撞机，转而在怀柔先建一个低能量版本，做技术验证、培养团队、积累经验。

这种“脚踏实地”的研发思路，虽然不够亮眼，但却更稳妥，也更契合当前中国科研的实际节奏。

国际合作的现实，理想很丰满，落地很骨感。

欧洲FCC项目喊了十年，二十多个国家还在为经费和数据分配吵架。

这种多国参与的大科学工程，协调成本高、执行效率低，常常还没开工就先开撕。中国此时选择自主推进小型装置，反而避开了这种“扯皮陷阱”。

中国在国际科研合作中虽然投入不少，但话语权却未必匹配投入。

在规则制定、技术标准、成果分配上，依旧处于被动位置。

这种“出钱不出声”的局面，显然不利于长期发展。

怀柔的小型对撞机虽然能量不高，但它可以为下一代光刻设备提供技术验证平台。这样的“科研地基”，更容易形成可持续的技术积累。

就像种树一样，不一定非要一夜长成参天大树，扎得深、活得久才是关键。

二十年前，我们要用大工程来证明中国能搞科研，现在已经不需要了。从北斗导航到空间站，从嫦娥探月到可控核聚变，中国已经在多个高技术领域实现突破。

科技自信不再靠“最大”“最贵”来支撑，要靠“实用”“高效”来延续。

科技投资的理念，也从“面子工程”转向“里子效益”。就像家庭装修，过去倾向于把钱砸在客厅吊顶上，现在更愿意投资孩子的书房和厨房的实用设备。

看重实际体验，不迷信外观排场，这种务实心态也体现在国家科技战略上。

中国科技现在正处于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关键阶段，不再需要用一个巨型项目去博得国际眼球。用一系列可控、可持续、可转化的项目，撑起科技强国的底座。

这种从“做大”向“做精”的转变，是科技战略的成熟标志。

延迟推进CEPC，不意味着放弃高能物理，而是选择了一条更适合当前国情的路径。

当欧洲还在为FCC的预算争论不休，中国已经在“低能量赛道”悄悄起步。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才是真正的技术韧性和战略智慧。

科学不是一场竞赛，它更像是一场接力。现在放下接力棒，是为了将来交到更稳的手中。

那些被搁置的图纸，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会在某个技术拐点重新铺开。中国的科技方向，正在从“赌未来”转向“踏实走”，从“高举高打”转向“稳扎稳打”。

参考来源：中国的大对撞机，何时能成？——2025-12-09 14:35·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