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嘲“广东短板”的粤东西北，正用“飞地经济”上演逆袭戏码

6年GDP翻6倍，深汕合作区如何从“经济洼地”变身“产业新城”？

深圳汕头的“双向奔赴”：一场跨越300公里的产业协作战

从深汕合作区到汕头“三新”产业，广东区域协调找到了关键钥匙

总有人习惯性地把广东的经济版图简化为珠三角的“独角戏”，但真实的叙事早已翻篇。当深汕特别合作区的GDP在六年内从约39亿元跃升至242亿元左右，当汕头的海上风电集群瞄准世界级目标，当“深圳研发+汕头制造”的模式成为常态，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正在南粤大地静默而坚定地推进。这不再是简单的“帮扶”，而是一场基于市场逻辑和利益共享的区域协同发展实验。

深汕特别合作区的蜕变轨迹，提供了一个观察这场变革的绝佳窗口。这块土地之所以能摆脱早期一些产业转移园区“叫好不叫座”的困境，核心在于其独特的“深圳全面主导，GDP统计归深”模式。这看似简单的机制设计，却精准地厘清了责任主体和利益分配，使得深圳有足够动力将先进的管理理念、营商环境要求和高端产业要素毫无保留地注入。

这里不是深圳的“产业垃圾桶”，而是经过精心规划的产业延伸区。以新能源汽车为核心，新型储能、新材料、智能制造为辅助的产业布局，清晰地印刻着深圳产业的基因。例如，知名企业威圳航空将总部和研发部门留在深圳，而将庞大的生产基地落户深汕，不仅带来了巨额投资，更直接创造了上千个高质量就业岗位，让当地居民实现了从外出务工到在家门口稳定就业的转变。这种“嵌入式”的发展，让合作区不再是孤悬于外的“飞地”，而是深圳功能有机延伸的“新城区”。

视线东移，汕头的故事同样充满启发性。这座曾经以纺织、玩具等传统产业闻名的老牌经济特区，一度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然而，借助全省推动产业有序转移和与深圳对口协作的东风，汕头敏锐地抓住了海上风电、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机遇，逐步构建起“三新两特一大”的现代产业体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海上风电产业，从无到有、快速崛起，吸引了众多龙头企业布局，形成了从研发设计、装备制造到运营维护的完整产业链雏形，旨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在这一过程中，“双向飞地”模式发挥了桥梁作用。

不仅深圳的多个区与汕头共建产业园区，推行“深圳总部+汕头基地”，汕头也主动出击，在深圳设立了多个“反向飞地”或“反向科创飞地”，如濠江（南山）濠创园、金平（光明）科创孵化中心等。这些“飞地”如同汕前置在深圳创新高地的“触角”和“哨站”，便于就地吸引人才、技术项目和资本，打破了地理隔阂，实现了“借梯登高”。

广东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努力，远不止于几个点的突破，而是全省层面的系统谋划和持续发力。“百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将区域协调发展推向更广阔的县域和乡村战场。根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实行差异化考核，引导珠三角核心区、沿海经济带、北部生态区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在北部生态发展区，像云浮罗定这样的地方，重点发展绿色生态农业，通过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和管理模式，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助农增收。

在东西两翼沿海经济带，则依托大港口和大项目，着力打造世界级的绿色石化、海工装备等临港产业集群。深圳等珠三角核心城市的对口帮扶，也超越了简单的资金和项目援助，更加注重市场机制的构建和长效“造血”功能的培育。例如，推动“圳品”标准体系覆盖对口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帮助它们以更高品质、更高价值进入大湾区乃至全国市场，实现了从“产得好”到“卖得好”的关键一跃。

广东的实践表明，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其底层逻辑是找到并扩大各方利益的交汇点，通过制度创新将帮扶方的优势与被帮扶方的潜力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合力。当深圳的企业因拓展发展空间、优化成本结构的内在需求，主动将生产环节布局在深汕合作区；当汕头的“反向飞地”能够在深圳高效链接创新资源，反哺本地产业升级时，这种区域互动便超越了传统的行政指令和单向援助，形成了可持续、可循环的市场化驱动机制。

归根结底，区域协调发展的最终图景，并非“削峰填谷”式的拉平，而是“筑峰聚谷”式的整体提升。是要让粤东的蓝色动力、粤西的产业重器、粤北的绿水青山，与珠三角的创新引擎同频共振，共同支撑起一个更加稳健、更有韧性、也更富活力的经济第一大省。

这条路上，有顶层设计的引领，有市场力量的主导，更有无数个体命运的转变——无论是返乡就业的青年，还是拥抱新技术的农民，或是扎根帮扶一线的干部，他们的选择和努力，共同编织了广东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宏大叙事中最动人的细节。未来，随着“百千万工程”的纵深推进，这种基于共赢的协同效应有望进一步放大，为全国解决类似发展难题贡献更多的“广东智慧”和“广东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