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范绍增两万人起义，蒋介石措手不及：他从哪弄来这么多人

1949年末，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

蒋介石本以为川东一带已经牢牢掌控，范绍增这个“光杆司令”早被架空，根本不足为虑。

可他万万没想到，12月，一纸起义通电从川东大竹传来，范绍增竟带着两万人的“川东挺进军”起义投诚。

成都、南京、台北的电报机几乎同时炸锅，这个昔日被扫地出门的老军阀，是如何在眼皮底下悄悄调动起如此庞大的起义力量？

他又是如何避开保密局重重监控，在风口浪尖完成如此漂亮的一步？

范绍增这步“险棋”，究竟走得多深多妙，值得细细回看……

“范哈儿”

若要说起川东范绍增，不得不提他那个广为流传的外号，“范哈儿”。

这个听起来既土又带点江湖味的称呼，背后却藏着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草莽人生。

清末民初，达州大竹县清河镇还只是一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川东小镇，街头巷尾尽是袍哥聚义、茶馆讲书之地。

范绍增便出生于此，一个地道的“野孩子”。

他祖上虽有些薄产，是一户乡绅之家，但他自幼便不走寻常路，不爱读书，却偏爱游荡在江湖之间。

常常结伴村中孩童模仿“劫富济贫”的好汉戏码，因此落得个“哈儿”的绰号，在四川话中，意指又憨又倔的混世魔王。

但实际上，这个“哈儿”并不真傻。

在袍哥圈子里混迹久了，他早早便学会了察言观色、审时度势。

到民国初年，他已逐渐成为大竹袍哥中的青年骨干。

护国运动爆发，他毅然跟随袍哥首领揭竿响应，成为第一批起事的“哥老”之一。

从那时起，范绍增开始正式踏上了刀口舔血、权力交织的川军之路。

初入军界，他先后投奔川军杨森、刘湘部下，从小小的营长一路升迁至师长。

范绍增最懂人情世故，混的是人缘、打的是关系。

他既能与上层军政打点得体，也能在地方乡绅与袍哥兄弟中游刃有余。

在军中，许多将领不屑他的“帮会出身”，却又不得不承认，这人极有手腕，颇具召集人马、动员资源的本事。

到了抗日战争爆发之际，范绍增没有等待朝廷拨兵拨饷，而是干脆自掏腰包筹粮招兵，率自建部队出川抗战。

从浙西到苏南，他带着一群“草台班子”与日军激战，打得硬气，不仅在地方赢得“硬骨头部队”的美誉，也让中央军内对这个“草莽出身”的将领刮目相看。

可成名不易，保权更难。

在蒋介石眼中，范绍增这样的地方势力，永远是“杂牌军阀”的代名词。

1942年，重庆方面一纸调令，将他“高升”为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表面风光，实则剥夺实权。

范绍增的88军很快被改编、肢解，成了别人口中的战力单位，他自己则成了没有军队的“挂名司令”。

此举无异于“剃发削权”，可范绍增并未因此倒下。

他没有像其他军阀那样公然对抗，而是选择低头称臣、暗中积蓄。

在黑白两道之间，他开始盘活旧有的袍哥网络，继续操持着那张看不见的“地下兵权网”。

在重庆，他与商界要员走动频繁，在上海，他更是通过帮会与青帮、洪门等势力建立联络。

蒋系保密局数度盯紧他动向，却总是一无所获。

蒋介石以为他已经被打入“冷宫”，实则他正步步为营，广积粮、缓称王。

袍哥动员

时间来到1949年，蒋介石的铁腕政治已经到了尽头。

面对解放军的高歌猛进，国民党局势日渐崩盘，而范绍增，作为川东最具声望的将领之一，早已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更是一个新的力量崛起的契机。

那时，范绍增已经在重庆过了数年的低调日子，表面上他只是“国防部部员”，一个挂名职务，隐匿在人群中。

眼前的局势让他明白，再次出手的时机已经成熟。

与其像蒋介石那样死守腐朽的权力，倒不如趁乱借机重整旗鼓，顺势而为。

他知道，自己在川东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那就是根植于这片土地的深厚人脉与长久以来建立的“袍哥情谊”。

范绍增一向精于权谋，他从不急于表现，而是习惯于低调积蓄力量。

早在他被蒋介石剥夺兵权后，他便开始悄然活动，巧妙地联系那些仍旧对国民党感到失望的旧部、地方保安队和地方势力。

1949年春，当他决定返回川东故里时，既是祭祖之行，实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动员。

他没有直接召集旧部，而是先行走访了山川茶田中的几位地方舵把子和保安团头目。

川东一带的地形错综复杂，山岭、河谷、丛林交织，这里的人脉关系和乡土势力有着强大的动员能力。

袍哥不是一纸空名，它不仅是一个江湖组织，更是一种深藏在社会底层、超越军队编制的社会动员力量。

他走的每一步，都是精心设计的布局。

范绍增知道，能够随时召唤的人手不必多，关键在于他们的忠诚度和可靠性。

与其将资源分散，倒不如集中在几股核心力量上，旧军残兵、保安部队与袍哥散勇，这三股力量看似松散，实则深得他心。

这些年来，范绍增在四川的袍哥势力早已遍布城乡，他曾带领过的88军部队，也早已在解散之际为他积累了相当数量的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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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团力量本是地方自卫性质，散兵游勇众多，但在范绍增的眼里，这些零散的力量是他最为依赖的资本。

各地的保安团大多早已失去了对蒋介石政权的忠诚，尤其是那些官兵，早已在长年的战乱和政治斗争中对国民党心生离意。

范绍增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威望，将他们重新召集。

与此同时，袍哥组织的首领们对他亦心怀敬畏，他们将自己的力量交给范绍增，完全是信任他对未来的判断与庙算。

与其说这是一次突如其来的起义，不如说是范绍增精心策划的再次崛起。

他的目标不是短期的成功，而是押注一个即将到来的历史转折点。

在与那些不满现状的地方军官、保安队的接触中，他不断传递着一个信息，国民党的时日无多，而作为未来的胜利者，他的阵营将成为未来新政权的一部分。

所有的联系都围绕着一个核心，投诚新政权，为地方提供稳定。

范绍增并没有急于采取行动，而是耐心等待着大势的转折。

起义惊天下

1949年12月，川东大竹县，范绍增站在小镇的街头，遥望着远处群山之巅。

自从几个月前开始筹划这场起义，他便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紧迫感。

川东这片土地，他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手掌，每一寸土地、每一片山川、每一条街道，都被他精心计算过无数次。

今天，正是最后的决断时刻。

就在这一天，范绍增向全国发布了一纸起义通电，“川东挺进军”正式宣告成立，号召川东所有民众与解放军一同推翻国民党残余的统治，迎接新的时代。

这不是一场仓促的暴乱，而是经过多个月精心策划的政治转身。

范绍增用自己熟稔的江湖手段，联络起了散布在各地的袍哥兄弟、旧部及保安团，像一位静默的指挥官，他带领着八个支队，人数迅速集结至两万人。

每一个人都背负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他们已经厌倦了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与束缚，渴望一个崭新的未来。

这场起义几乎在不知不觉间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动员与集结。

当范绍增的部队整装待发，数百个由他精心挑选的地方军事指挥官已经牢牢把控了川东各主要交通要道和村镇。

他们的行动如同隐形的手术刀，精确到每一个细节，每一名士兵都知道自己的任务，知道何时何地出现，知道如何迅速而悄无声息地消灭敌人。

12月14日中午，范绍增宣布起义的电报传遍了重庆、南京、台北，震惊了整个国民党高层。

蒋介石闻讯后目瞪口呆，他简直无法相信，那个被自己废除兵权、几乎被遗忘的“范哈儿”竟然能在自己眼皮底下，凭空变出两万兵马，重新挑起战火。

蒋介石一时之间竟无力反应，这支“川东挺进军”几乎无声无息地投入了战斗。

正如范绍增所期望的那样，敌人的反应是迟缓的、混乱的。

即便蒋介石的情报系统、毛人凤的特务网络一度紧盯着范绍增的动向，但他们始终未能料到这一场起义竟会如此迅猛和精准。

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们束手无策，他们在分析报告上写道：

“范绍增的动作过于隐秘，消息链条已经断裂。”

而在范绍增的身边，他的一些老部下却并不感到惊讶。

数十年来，范绍增身上积攒的不仅是军事经验，更重要的是一种极强的政治洞察力。

这次起义，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反抗，而是一次在政治天平上的重大转折。

这场“转身”，一旦成功，不仅仅意味着他个人的复仇，更是代表着整个川东，甚至更广泛的地区，摆脱蒋介石政权的枷锁，迎接一个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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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绍增的起义后，不到一天的时间，川东的多个县城、乡村、村落纷纷响应起义，地方保安团、袍哥势力、甚至不少自愿投诚的国民党残兵，迅速组成了新的军队。

没有冗长的口号，没有鲜艳的旗帜，所有的行动都在悄无声息中完成。

在短短数小时内，川东挺进军便迅速占领了大竹、万县、忠县等战略重镇，并向周边敌军展开包围。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起义，让国民党的西南防线陷入混乱，蒋介石眼中的“范哈儿”，早已变成了他无法控制的洪水猛兽。

范绍增的起义，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多年来心机布局后的政治突破。

这不仅是一场军事行动，更是一场政治上的精准切割，正如刀锋所至，无一可挡。

这次起义，标志着范绍增的彻底转身，也象征着他从被废弃的“空将”到逐步掌握命运的“新权力”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