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乐府运动：一场复古主义的文坛改革运动

————唐朝文坛新现象，从战乱中致用务实的创新精神

导语：政治时局的变动往往伴随着的还有文坛的改革。从古至今，每一次大的政治运动，或者社会的变革，都或多或少影响着当时思潮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运动有过深入探讨，而被视为“唐代诗坛现实主义精神高涨的产物”的“新乐府运动”，无疑有着不可泯灭的成就。所谓“新乐府运动”，它在融入了古籍，如《诗经》，汉乐府的表现形式的同时，又更加注重其中比喻时事的传说，大大增强了诗文对当时朝政、社会的影响。这不仅仅对于文坛的卓越贡献，对当时的时政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新乐府运动，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

战乱、风雨之中孕育出的新思潮

随着安禄山起兵，唐朝国势衰败，社会动荡。而后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但长达八年之久，已经成为了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它极大地破坏了原本稳定的民生，也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动摇了唐朝原本雄厚的根基，军事力量动摇，政局依旧起伏不定。就在这样混乱动荡的背景下，曾经鼎盛的诗歌也从开始时的慷慨激昂逐渐转为哀婉低落，整个文坛陷入低谷，评价甚低。

白居易《卖炭翁》：战乱纷扰，百姓生活困苦

而这时，一场顺应时局的积极改革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时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杰为代表的元白诗派，他们重写实，尚通俗的风格，与原先的韩愈等人截然不同。这原本只是一场在文坛界兴起的诗文改革运动，从后世来看，对当时的政局也有着深远影响，为原本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唐朝又延续了新的生命。

要说这种诗风的形成原因追溯到底，还是当时动荡时局的影响，让杜甫将诗歌引向通俗写实方面。杜甫后期诗风的写实性和通俗化倾向，让后来的元结等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继承。元稹，白居易都是对杜甫的写实之作全力推崇，在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中更是直直白白地表露了自己对杜甫的写实之作的赞扬。

大约是时局的动荡，百姓生活流离失所，眼看着国家人民危难，从而赋予了文人墨客更高的精神境界。慢慢的由元结，白居易等人主导的诗坛文风改革运动逐渐渐形成，他们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政的功能，使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

在人民苦难中新诗论的雏形产生

新乐府运动形成主要在贞元，元和年间，张籍，王建是此时期较早从事乐府诗创作的诗人。张籍广泛取材，通过对俗人俗事的深度挖掘，往往由一人一事一语中便可以看出社会的缩影。他的诗风往往平易近人，意蕴深厚，通常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就像是农民阶级的百姓也可以轻松阅读，在这一点上，正与白居易平易通俗的风格相似。王建则更擅长客观描写，多用俗语，接近本色的方式生动刻画农民的压抑和忍耐。

他们一生交游甚广，亲眼所见民间疾苦，十分注重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用笔墨将底层百姓的悲哀真切地表达出来。

元稹像

元稹的乐府诗创变是受到了张籍，王建两人的影响，元稹本人性格激烈，屡屡上书论事，指责时政，或者惩处污吏，参政意识很强。但也正是由于这种性格，得罪官场，多遭贬谪。大约是在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下，元稹的诗歌相比较起张籍，王建，却又更多了对实事的愤懑与不满，起笔更加有力。他的代表作《连昌宫词》中，对连昌宫的兴废变迁，又深入探索安史之乱前后政朝动荡的原因，萧条荒凉的景象跃然纸上，对昔盛今衰的变迁娓娓道来，自己与老人的一问一答，探索着世间太平的哲理。叙述议论之间，已经有了讽喻诗的雏形。

众文人大展风采成就新乐府

元结诗论对新乐府理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某一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元结诗论的产生，触发了新乐府理论的开启。

元结在《二风诗论》中强调诗歌应“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强调的乃是诗歌服务“帝王理乱之道”这一政治之根本，可以看出，在元结的认识中，自古以来，诗文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辅佐于时政，为政治所用，它的基本功能就在于“讽喻”。这种观点的产生，为他作品行文中赤裸裸的政治功力观做下了伏笔。

元结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的“丧于雅正”的诗风，而推崇“正直而无禄位”“忠信而久贫贱”的沈千运等人的平俗之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儒家诗文的继承与发扬，开启了白居易“风雅比兴”诗论的先河。

元结对儒家“风雅”现实主义的传统进行了发扬，以政教服务为核心，让诗歌风格变得古朴实用，这种“文质得当，文风端正”的诗文理论得到发展。元结诗论主要以元结的《乐府古题序》和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新乐府序》为理论纲领。在发扬复古文风的同时，对时政进行了猛烈攻击。

文人墨客共同谈论诗文

元稹的乐府诗受到了王，张两人的影响，但是他的新题乐府更直接受源于李绅的启迪。

（李绅，对新乐府运动的贡献也十分卓越，但他的诗作随着历史动荡如今已无，我们只能从他的《悯农二首》和元稹的作品中来推测。）在元稹的作品中，我们看得出来讽喻诗的雏形。

白居易像

元和三年至五年，白居易以极高的参政热情，屡次上书规劝时政，创作出大量讽喻诗，锋芒毕露，一时间权豪贵近闻之色变。

元和六年后，母亲病逝，白居易回乡守制，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使他重新认真思考起整个人生，慢慢对政治热情消退，一直存在于脑海中的佛，道思想占据上风，再加上后来被贬，白居易重新审视政治斗争，写下了《与元九书》。他的诗文开始奉行着兼济独善之道，而对诗歌的众多要求，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补察时政”。

随着白居易年龄渐长，阅事又多，慢慢的又从重写实，强调讽喻，向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的态度转变。白居易开始提出系统的诗歌理论，这是对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写时诗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这一诗论，在《秦中吟》，《新乐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只是白居易与新乐府为代表的讽喻诗在当时的影响并不算太大，甚至毁誉参半，英语师风的局限性和内容枯燥乏味，这种新的诗体在文学史上并不算出众。但是值得肯定的是，这种“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的勇气，对当时社会丑恶大胆的指责和抨击。

白居易深入民间，忧心百姓疾苦，感伤时政

新乐府运动影响感染后世文学

乐府诗起源自汉代，盛于魏晋，隋唐分化，到了中唐，在白，元等人的引导创新下，融合了《诗经》，汉乐府，加上兴讽的歌行，成为了当时兴盛一时的诗体风格，这种创造精神的表现形式，其影响甚至远到了北宋的诗文革新。

新乐府运动，在文学史上与古文运动并峙，成为中唐珠联璧合的两大文学运动，使中唐文学大放异彩。新乐府运动是以赤膊战士的形象屹立在文学史上，比较起古文运动，更加悲壮崇高。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正是新乐府运动发起的初心。众多诗人文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造就了一个文学史上的传奇。他们只是凭着一腔热血，为国为民。依据时政，创作诗文，为的是唤醒人民的心志，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才是新乐府运动中最大的精神。

新乐府运动最早的提出是，胡适于本世纪20年代的《白话文学史》中，将这场思潮变动的文学理论上升到了流派运动的现代文学观念。这场创造于乱世之中的运动，开启了唐朝乃至后世文学新现象，它从思想上猛烈抨击着卑佞小人，不仅仅焕发了唐朝新的活力，更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中国文学史》《师专文学学报》

引用： 白居易《与元九书》元 结《二风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