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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上海的地下组织,那真是到了最艰难的时候。
到处都是敌人,营救同志、地下活动,样样都等着钱救命。
苏区想尽办法调来了120两黄金,这可真是“救命钱”啊。
可偏偏就在这要命的关头,这笔钱…它就没了。
这一“没”,背后可是9位同志没能被救出来,惨遭杀害。
01
要说1931年的上海,那真的是风声鹤唳。
咱们的地下组织,因为叛徒的出卖,遭到了非常严重的损失。
那会儿的情况有多凶险?说个细节,周恩来和陈赓,就因为晚了5分钟,差点就…你想想吧。
在那种环境里,你想要开展工作,想要营救被抓的同志,哪一样离得开钱?
没钱,那真是寸步难行。
举个例子,那时候周恩来去找杜月笙,希望他能出面帮着救人,活动费一开口就得5000大洋。
这钱从哪里来?
上海的组织根本没法公开筹款,老百姓自己都活不下去了。
指望国际汇款吧,那条道也早早被国民党给堵死了。
所有的指望,都落到了苏区头上。
可苏区那边,自个儿也是勒紧了裤腰带过日子。
即便这样,还是想方设法,硬是给上海那边调拨了12根金条,按照当时的老秤,足足有120两。
这笔钱,在那个节骨眼上,它就不是金子,它是命。
是9个被捕同志的命,是一次关键游行的经费,是好几位病重同志的医药费。
钱在路上,可人命在倒计时。
可谁也料不到,这笔十万火急的救命钱,压根儿就没能送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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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半道上,丢了。
02
要说这笔黄金的运送,那保密工作,真的是做到了能想到的极致。
120两金子,全部装在一个白铜小盒里。
装进去之后,直接用锡焊死,就是为了防止路上被人给掉包了。
你以为这就完了?
更绝的是凭证。
唯一的收货凭证,是一个“快”字。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写的字。
这是林伯渠同志亲自写的,然后让刻章的老师傅,把一块硬木,反反复复地煮上好几遍,煮到这木头硬得跟石头一样,再拿来刻成印章。
这还没完。
最关键的一步是,这个“快”字印章,被拆开了,拆成了七个笔画。
七个笔画,分别交给七个交通员。
从瑞金出发,一站一站地传到上海。
上线跟下线交接,别的都不看,先看笔画。你得把你手里的那部分笔画凭证拿出来,对上了,才算是自己人,才能把那口白铜盒子交给你。
而且,上线交接完,还得把自己的那份笔画交给下线。
这不就是古代版的“拼图游戏”嘛,少一块都不行。
理论上,这七个交通员,一站一站接力。
等到了最后一个交通员,他手里就该有全部七个笔画,能拼出一个完完整整的“快”字。
这个设计,在那个年代,你说它“天衣无缝”,那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03
为了安全,这运输路线也是绕了老大一圈。
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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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不走大路,专挑国民党防备松懈的小路走。
估计着,一个月怎么也该送到上海了。
可上海那边呢,真是“等米下锅”。
地下党组织左等右等,就是不见金子的影子。
这都火烧眉毛了!
催款的电报,一连发了五次。
苏区那边这才猛地一激灵,意识到:坏了,出大事了!
赶紧查!
林伯渠把负责保管凭证的同志叫来,打开盒子一看,七个笔画,回来了六个。
唯独少了最后一笔——捺。
这一下,问题就清楚了。
前面六站,从瑞金到杭州,都没出问题。
问题,就出在了从“松江”到“上海”的这最后一棒。
当时保卫局就派人去查了,可你想想,那是白区啊,国民党的地盘。
调查难度有多大?
不光要潜入白区,还得去查那七个交通员。
可交通员的身份,那是绝密中的绝密,单线联系,除了上线,谁也不知道下线是谁。
调查员去了三个月,两手空空地回来了。
他找中央要那七个交通员的名单和身份…
这不就是个死循环嘛,为了保密,名单不能给,可不给名单,案子又查不了。
这一来二去的折腾,案子也就给耽搁下来了。
这一耽搁,就是18年。
04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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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真是百废待兴,要忙活的事儿千头万绪。
但是,中央的领导们,压根就没忘了18年前这笔带血的账。
一道命令,直接下发到了华东公安局:
立刻调查1931年黄金被劫一案,务必,抓到劫犯!
这个案子,在公安局内部,被称作:“上海临时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
专案组的同志们,一头就扎进了18年前的那些旧档案里。
第一站,北京。
他们见到了林伯渠。
林老事情多,只给了专案组20分钟的时间。
就在这20分钟里,专案组才算搞清楚了当年那个“快”字印章的来龙去脉。
林老也很遗憾,说要是邓发同志还在,他可能说得更清楚。
唯一的线索,就是第一个交通员姓秦,给高自立当过警卫员。
线索就这么一根,断了可就全完了。
专案组马不停蹄,杀到沈阳,在军区医院里,找到了正在疗养的高自立。
高自立一听,想起来了,说:哦,那个小秦啊,如今在南宁呢。
05
专案组的人,真是脚不沾地,又从沈阳赶到了南宁。
总算是找到了第一个交通员,秦朴。
这会儿的秦朴,已经是副师长了。
当他听完专案组的来意,一拍大腿,第一句话就是:
“哎呦!怪不得,那玩意儿沉甸甸的,我当是啥呢!原来是黄金!”
他回忆说,自己是第一棒,骑着马,跑了6天,跑了250公里,到了南平的关帝庙。
他的下线,是关帝庙的庙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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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瞅瞅,这交通员的身份,真是五花八门,藏得够深。
那个庙祝,就是管理庙宇的人,负责打扫,就能住庙里的屋子,还有4亩地耕种。
秦朴说,他到了关帝庙,对方拿出钥匙,打开了他手上的锁,确定是自己人。
然后,秦朴收了对方的笔画,把盒子交了出去。
俩人全程没说过一句话,秦朴转身就骑马回瑞金了。
他对着专案组拿出的那个“快”字,才恍然大悟:“怪不得那么小,原来有七个呀…我当是什么呢,原来我是第一起笔的第一画儿。”
顺着秦朴这条线,专案组又找到了南平的那个“庙祝”,他当时已经是县里的副书记了。
再顺着“庙祝”往下摸…
福州的、温州的、金华的…
这条线,一个一个地被串了起来。
最后,线索追到了杭州,一个叫刘志纯的人。
06
找到刘志纯的时候,他已经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了。
他说,因为那会儿战乱,一来二去的,就跟组织失去了联系。
可对18年前的这事儿,他记得是清清楚楚。
“那是我第一次,为咱共产党效力…”
刘志纯说,他那时候经常看《民国日报》,思想比较进步,就被附近的地下党给关注了,发展他成了交通员。
结果呢,整整一年半,根本就没人联系他。
他以为这事儿黄了。
可突然有一天,有个穿着打扮很洋气的女人,上门来跟他对了暗语。
随后,给了他新的暗语和新的联络方式。
又过了一个月,一个穿着国民党军官制服的人找到了他,把笔画、凭证、锁具、钥匙都交给了他。
再三天后,交接黄金的上线,摸黑来了。
还是老规矩:先开锁,后收走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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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人也是一句话没说。
对方做完一切,跟他挥了挥手,就消失在了夜色里。
可那人刚离开五六分钟,刘志纯就听到了外面传来喊打喊杀的声音,还有狗叫。
他估计,那个上线,八成是被抓了。
刘志纯拎着那个沉甸甸的箱子,一声不吭地就离开了住所,直奔松江。
结果,他在松江转了一圈,压根就没找到接头的那个人。
没办法,他只能又回到了杭州。
07
回到杭州5天之后,刘志纯正在店里忙活。
老板喊了一声:“刘志纯,接客。”
刘志纯带着客人来到后院。
结果,对方开口就说了暗语。
刘志纯这才明白,这就是他要等的下线,一个穿黑色袍子、戴黑色帽子的中年男人。
老流程:开锁、凭证、笔画、交货。
刘志纯因为是新手,啥都觉得好奇,就在对方收货的时候,忍不住伸着头,朝人家的钱包里看了一眼。
就这一眼,他看见了一张小小的、薄薄的、蓝色的纸。
那张纸,看起来很像是“客栈账房预付款收据”。
这个线S索,在18年后,成了破案的关键。
专案组立马杀到松江,开始查18年前的客栈。
这活儿,你想想,18年了,松江城里那么多客栈,要找一张蓝色的收据…
这不就是大海捞针嘛。
查了半个多月,真是把底都翻过来了,总算查到了点眉目。
一个叫周德的,是富贵糕团店的掌柜,当年定过那家客栈的那间房。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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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赶紧找到周德。
周德一回忆,说:没错,房间是我定的。
专案组的人,刚要激动…
周德下一句话来了:但不是我住的,是给我亲家刘羽定的。
专案组的人,心里咯噔一下,估计是凉了。
为啥?
因为这个刘羽,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线索,到这儿,嘎嘣一下,又断了。
专案组不死心啊,他们猜测,也许是找错人了,那个刘羽,可能根本就不是交通员。
于是,他们又发动群众,在整个松江城里打听:
18年前,有没有人见过一个“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中年男人。
结果可想而知,全城参与,第二天纷纷表示,没查到。
就在大伙儿都快绝望的时候,专案组里有个成员,说要回家探亲,领导批准了。
有时候吧,这事儿就这么巧。
这个组员在探亲的时候,在饭店吃饭,跟人聊起了这个案子。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饭店的老板听到了,插了一句:“你们查了旅馆,可当时松江这边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哩,不知道你们调查过没有?”
08
(章节编号重复,按逻辑顺延为09)
09
原来,那时候国民党的军官,晚上喝酒喝太晚了,错过了车和船,又不能随便住旅馆。
所以,他们的保安团司令部里头,有一个招待所,大概50多张床位。
这老板为啥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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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当年,就在那个司令部里当大厨。
专案组一听这话,立马掉头,去查国民党保安团司令部的招待所档案。
这思路一下就打开了:
只要查出当晚,住在招待所里的有谁不是军人,那个人,八成就是刘志纯的下线!
一查,还真就查出来一个。
这个人的名字,叫梁壁纯。
顺着梁壁纯这个名字,专案组又查到了一家药店。
药店的老板一听,回忆说:“梁壁纯?哦,是我们的伙计。他人品特别好,制药的手艺也好,就是不爱说话。他有个亲戚,是国民党保安团的连长。”
专案组一听,这不就对上了嘛!
结果老板下一句话,又让大家的心提了起来:
“可是有一天,不知道咋回事,梁壁纯突然就失踪了。”
又失踪了!
线索又断了!
专案组的人,真是没辙了,只能再次回北京,通过层层审批,调集梁壁纯的资料。
这可不是小事,足足批示了半个月。
最后,拿到了梁壁纯的档案,里面有当时领导交代他任务时的原话:
“人在物在!物丢,要掉脑袋!”
10
专案组也查清了梁壁纯“失踪”的真相。
1931年12月9日,早上7点,梁壁纯坐着船渡江,随后就坐上了黄包车,去找上海的地下党接头。
在过曹家渡桥的时候,因为那个桥高,车上不去,就有两个人上来帮忙推车。
结果,就是这两个推车的人,其中一个,用一团散发着药味的纱布,捂住了梁壁纯的口鼻。
梁壁纯当场就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人已经在医院里了,整整睡了一天两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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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醒来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喊一声:“哎呀!我的行李!”
检查了一下,随身的东西都在,唯独那个装着黄金的小皮箱,没了。
梁壁纯是老党员,他心里清楚,那里面装的是什么。
丢了这东西,是要掉脑袋的。
他当时也向国民党警察报了案,但只敢说丢了100两黄金。
可那个年代,这种麻醉抢劫的事儿太普遍了,警察压根就不信他,当他是说谎,估计他一两黄金都没有。
报了案,也没人管。
梁壁纯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不敢回组织,也不敢再待下去,只能隐姓埋名,浪迹江湖去了。
案子查到这儿,人是找到了,黄金被劫的经过也清楚了。
可黄金呢?劫匪呢?
18年过去了,人海茫茫,上哪儿找去?
11
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的时候,转机,从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来了。
上海,一个监狱里。
一个犯人,拉着狱警,神神秘秘地问:
“坦白从宽,将功折罪,立大功受奖,这…真的假的?如果,我检举曹家渡的案子,算不算立功?”
当时值班的,是位退休后又返聘的老刑警。
他一听“曹家渡”这三个字,嚯,这还得了?
他立马说:“立功,大功!”
这个犯人,名叫冯安宝,34岁,是个资本家出身的少爷,因为玷污了女人的清白,被判了十年。
他开始交代。
他说,他老爸是开机修厂的,修汽车、摩托车啥的。
他有个表兄,叫吉家贵,25岁,原本是舞厅的内部保安,喜欢练功,也好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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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家贵经常在冯安宝家蹭饭。
冯家呢,有辆二手的黄包车,是别人抵债抵过来的。
后来冯家生意好了,买了进口的全新黄包车,这辆老的,就成了冯安宝的玩具。
吉家贵就拉着表弟玩,这么玩了两个月,吉家贵拉车的技术,练得跟真车夫一样。
后来冯少爷玩腻了,吉家贵就拉着这辆车,出去跑生意。
关键的来了。
1931年10月16日,冯安宝过生日,吉家贵来庆祝,结果就在表弟家住了两个月。
可是在12月的某一天,吉家贵把那辆黄包车送了回来,而且洗得干干净净。
从此之后,吉家贵就再也不拉车了。
冯家和吉家的来往,也少了。
没过多久,吉家贵就在租界开了一家“吉家欢南货店”,生意还特别好,后来又开了分店。
12
冯安宝为啥知道这事儿呢?
他在监狱里,也听说了公安局在查19年前的曹家渡黄金大劫案。
他越想越不对劲。
他对着老刑警说:
“我想到,你们说的黄包车,咋就跟我家那辆一摸一样呢?你们说三个人作案,一个拉车两个推车,会不会就是我表哥,和阿古以及小克,他们3人呢?”
老刑警一听,这案子牵扯太大了,赶紧上报公安局。
专案组这边,正在彻夜未眠地翻当年的巡捕房卷宗,想看看梁壁纯报案后,巡捕房有没有查到啥线索。
突然接到这个消息,所有人,也来了精神。
他们立刻冲到监狱,问冯安宝:“你家的那辆黄包车,是什么牌照?”
冯安宝说:“公共租界工部局发的大牌照,我记得特别清楚,号码是300196。”
“就是他!”
专案组的成员,猛地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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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巡捕房的卷宗里,查到的牌号是300169,是一个茶馆伙计提供的。
18年了,原来是目击者看错了,把96,当成了69!
13
连夜出动!
拘留“吉家欢南货店”老板吉家贵。
就在吉家贵的店铺里,专案组搜出了一个白铜盒子。
打开一看,虽然金条没了,但这盒子,正是18年前用来装黄金的那个!
19年了,吉家贵大概也以为这事儿早就过去了。
面对这铁证,他供认不讳。
就是他策划的,伙同刘阿古和庄克。
他们三个,就是想抢一笔钱,开了店,然后就洗手不干。
谁知道,一抢就抢了十二条“大黄鱼”。
三个人,一人分了四条。
作案之后,他们就把黄包车还给了冯家,而且三个人约定,从此再也不联系。
钱是抢到了,可这钱…它烫手啊。
1950年5月12日,早上7点,刘阿古在他开的五金商行里被抓获。
搜查了一遍,金条是没找到。
但是搜出了黄金耳环和项链14件,都是用当年抢来的金条打造的,全部没收。
14
吉家贵抓了,刘阿古也抓了。
那第三个人,庄克呢?
专案组接着查庄克的下落。
这一查,查出来的结果,让所有办案人员都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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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克,在1934年,托朋友介绍,拜了杜月笙当师父。
1937年,抗战爆发。
杜月笙派遣他,参加了国民党的“抗日别动军”。
1939年,庄克在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死在了战场上。
据说是被炮弹,给炸穿了大腿。
抗日战争,中国获得了胜利。
庄克,因为死在了抗日战场上,被追认为烈士。
15
专案组的人,最后找到了庄克的父母家里。
老两口听说了儿子的事,交出了两根金条。
他们说,这是庄克当年参军之后,交给他们保存的。
专案组请来了当年瑞金苏区的那位金匠。
老师傅拿着金条一看,当场确定,这,的的确确是出自他的手中。
这桩横跨18年的大案,总算是水落石出了。
吉家贵和刘阿古,这两个家伙也是个人才,抢了救命钱,开了店,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逍遥了19年。
他以为这事就过去了,结果到了1950年,还是被揪出来了…你说这图啥呢。
至于他们的下场,自然是免不了伏法。
那个在监狱里举报的冯安宝,因为立下了大功,6个月之后就释放了。
政府还给他安排了工作,去物资公司门口,做了保安。
这安排,也算是到位了。
最有意思的,还是那个庄克。
他拿着抢来的钱,转身去抗日,还真就死在了战场上。
这事儿,你说该怎么评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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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没了,钱也还在,可那9位同志的命,是再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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