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解放前四川的“四大恶霸”之首，外号“笑头和尚”

成都老西门青石板路之上，现今仍可寻得几块刻有“徐公馆界”的残碑。居住于花牌坊街之老人，有时会指着某处围墙言称那为笑头和尚吃人之处。其所提及之笑头和尚便是民国时期成都四大恶霸之首的徐子昌，此人面带三分笑而眼底暗藏刀光，即便三岁儿童听闻其名亦会止住啼哭。

要梳理徐子昌的发家史，首先得提及1920年代四川的军阀乱局。他最初在熊克武的宪兵队中当差，之后投靠张发奎部队而混到连长一职，在军旅生涯中没有练就真正的本领，却学会了看风使舵。退伍回到成都后，他跟随郫县袍哥总舵把子钟幺爸，便走上了黑白通吃的江湖之路。徐子昌厉害之处在于“借壳生财”，借助袍哥关系网进入成都警备司令部，从谍报组长逐渐升为督察长，还将公权力当作黑生意的保护伞。

1942年成都遭受日军空袭的时候，徐子昌的“挖坟起家术”极为厉害。当时政府让其负责西郊疏散区工程，他立刻召集三百手下，在花牌坊一带大肆进行挖坟行动。有一次他酒后称“整死人比整活人要好些，整死人不会开腔”，如此丧心病狂的念头致使他占有了一千三百多亩地，连回民墓地里的大理石墓碑都被撬去修建公馆。更为滑稽的是，他将新建的娱乐会所命名为“三益公”，此本是慈善组织收殓穷人尸体的名号，到他这里却成了杂乱无章的销金窟。

1940年盐市口金城银行劫案致使全城尽知，徐子昌未能抓获真凶，便随意拉来一个名为袁老幺的人顶罪。临刑前袁老幺于刑场大声呼喊让徐子昌到鬼门关等他，这笑面虎还乐呵呵地回嘴称等他的人众多，袁老幺挤不进去。其将法场当作戏台般如此嚣张，正表明当时警匪一家的混乱，徐子昌办案手段阴狠也在此全然显露出来。

真正让成都人恨得牙痒痒的，是其对弱者的践踏。川剧女演员拒绝陪酒，被其用匕首划烂脸颊，终身毁了容。茶房伙计不小心溅开水到其妻子身上，竟被当众浇滚水烫死。这些血淋淋的细节，比任何史书都更能揭露“西霸天”的残暴本质。

徐子昌的覆灭轨迹颇具意味。1949年其尚在参议会大谈“保卫蓉城”，暗中与警备副司令黄调元谋划抵抗解放军之举。至1950年人民政府清算的时候，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舵把子，最终于十二月寒风里遭枪决。当年被其欺压的百姓其后于公审会场燃放鞭炮，听闻纸屑飘飞达三条街之多，较过年更为热闹。

那么或许如此来看，徐子昌的兴衰起伏实际上是旧中国黑金政治的一个实例。他借助军阀的扶持获得了家业，依靠袍哥网络进行扩张，最终被新时代的力量所清算。如同成都老话所说的“螃蟹横着走，到底进蒸笼”。当他在花牌坊修建的豪华公馆变为工人宿舍时，墙基下埋藏的无主坟碑，反倒成为了最为辛辣的历史注脚。

路过营门口老街，若瞧见麻将馆里有人为三毛钱争得脸通红，莫急着去看不起，因为与笑头和尚当年用血换来的银元相较，这市井间的计较反倒显得颇为珍贵，毕竟普通百姓的小计较较乱世恶人的“笑里藏刀”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