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大特务徐远举女儿访问大陆：我父亲究竟怎么死的？

1973年1月19日，北京那个冷得要命的冬天，秦城监狱的缝纫室里闹翻了天。

谁也没想到，那个曾经让整个西南都吓得睡不着觉的“特务之王”，居然为了几件没缝好的衣服，跟检验员急赤白脸地吵了起来。

那天晚上，这老爷子气性大得离谱，赌气在寒冬腊月里冲了一盆刺骨的凉水澡。

结果呢，这一冲不要紧，三天后，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军统狠角色，就这么把自己给送走了。

这事儿听着挺荒诞吧？

但历史往往比小说还离谱。

这位把自己活活“气死”的主儿，就是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

咱们印象里的特务，大多是那种阴森森、躲在暗处算计人的角色。

但徐远举这人是个异类，他在军统里有个极其响亮的绰号，叫“徐猛子”。

为啥叫猛子？

就是因为这人办事从来不讲究什么套路，只要戴笠那边一声令下，他就像条疯狗一样扑上去咬人。

不管是这边的地下党，还是国民党自家的同僚，只要挡了他的道，那是真敢下死手。

用那时候人的话说，这人鹰钩鼻子里喷出来的气，都带着一股子血腥味。

要说徐远举当年有多狂，得看看他手里的权。

1948年那会儿，他还不到40岁，坐在西南特区区长的位置上，那叫一个春风得意。

当时有个说法叫“半壁江山，西南红人”，指的就是他。

那时候的他，眼睛里哪还有什么法律啊，全是杀戮。

破坏《新华日报》、搞垮《挺进报》，还有电视剧里演的杀害杨虎城将军，幕后黑手其实都是他。

手里的权力太大，就把自己当成了阎王爷，以为能永远掌控别人的生死簿。

那时候他肯定想不到，自己一手打造的白公馆、渣滓洞，那些专门用来折磨人的魔窟，最后竟然成了关押他自己的笼子。

这大概就是命吧。

1949年卢汉在云南一起义，徐远举这只“西南之虎”瞬间就变成了没牙的老猫。

当他被押回重庆白公馆的时候，那心理落差简直了。

这地方他太熟了，以前他是座上宾、审判者，现在成了阶下囚。

刚进去那阵子，这个杀人如麻的“硬汉”直接崩了。

他心里门儿清，自己欠下的血债，枪毙十回都不够赔的。

据当时看守的战士回忆，徐远举晚上根本不敢睡，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以为是来拉他去枪毙的。

有一次让他去录口供，他以为大限到了，吓得全身跟筛糠似的，签字的时候，那只曾经握枪杀人的手，抖得连笔都拿不住。

不过呢，新中国的改造政策倒是给了他一线生机。

当听说“虽有大罪，但有改造机会”的时候，徐远举那股子求生欲瞬间爆棚。

1956年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他摇身一变，成了监狱里的“卷王”。

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他简直是拼了老命地表现：脏活累活抢着干，学习会上口号喊得比谁都响。

最绝的是，为了立功，他开始疯狂检举揭发其他人。

在那个封闭的小圈子里，徐远举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军统争宠的状态，只不过这回争的不是官位，而是活命的机会。

可是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徐远举这种“猛”劲儿，既成就了他，最后也毁了他。

他太急了，太想拿到那个“特赦”的名额了。

他把改造当成了做生意，觉得只要拼命干活、拼命咬人，就能换来一张出门的门票。

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的时候，杜聿明、王耀武这些人都出去了，偏偏没有他徐远举。

这下他心态彻底炸了，大吵大闹，质问凭什么没有自己。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改造这事儿，不仅看你干了多少活，更看你脑子里的想法变没变。

像他这种功利性极强的“表演式改造”，反而让人觉的不靠谱。

到了1966年，外面的局势乱了套，特赦这事儿也就暂时搁置了。

那时候造反派冲进监狱，徐远举这种“大特务”自然成了靶子。

但这人确实是个“人精”，面对批斗，他竟然能熟练地背诵语录来反击，甚至还能当场纠正对方的读音错误，搞得造反派都有点懵。

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本事，确实是老特务的底色。

但是，长期的压抑和对自由的渴望，像毒蛇一样天天啃着他的心。

时间一晃到了1973年，林彪事件之后，监狱里的环境稍微松快了一点。

徐远举觉得机会又来了，他申请去了缝纫组，拼命踩缝纫机，想用劳动成果来证明自己。

可谁能想到，就是那几件被检验员退回来的不合格衣服，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返工的问题，这是对他改造诚意的否定，是对他获得自由希望的扼杀。

那个冬天的晚上，他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一样大吼大叫，怎么劝都不听，最后赌气去冲了个凉水澡。

这一冲，血管哪受得了，当场就引发了脑溢血。

送到复兴医院抢救了三天，还是没救回来，终年59岁。

很多人说这是报应，但我更愿意从人性的角度看这事儿。

一个曾经掌控无数人生死的暴君，最后却死于对自己命运无法掌控的狂躁，这才是最大的讽刺。

1991年，徐远举的女儿徐继红拿着台湾的证件，战战兢兢地走进有关部门。

来之前她脑补了无数种可怕的画面，毕竟父亲身份太敏感，罪行太重。

但她没想到，工作人员递给她的是一份详详细细的档案：发病时间、抢救过程、医生诊断、死亡原因，每一个细节都记录在案，甚至还有当年监狱方尽力抢救的证明和发票。

那位负责人对徐继红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我们不搞人亡政息，历史就是历史。”

徐继红那一刻释然了，她明白父亲不是死于虐待，而是死于那个时代巨轮碾压下，个人无法排解的心理死结。

回看徐远举这一辈子，从不可一世的“西南红人”到斤斤计较的“缝纫组员”，他的悲剧不仅在于站错了队，更在于他始终没跳出“功利”这两个字。

在国民党那边，他靠杀人邀功；在改造所里，他靠干活邀功。

他从来没真正忏悔过生命本身的重量，所以当唯一的“功劳”被否定时，他的精神世界也就崩塌了。

那年他才59岁，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用一盆凉水，给自己的特务生涯画了个极其荒唐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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