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事情吃瓜竟然吃到自己头上了。
12月10日，本人于小红书平台发布标题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事件，理解责编，但不共情》的帖子，并在帖子下面的评论区提出建议——
在书上印上统一的反馈表格二维码，用户扫码就可以直接填写表格反馈错误，然后用户填写的数据可以自动流转到对应的多维表格功能，还能自动通知作者反馈书籍的责编，再由责编处理。并置顶。
12月14日，读到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旗下《中国出版营销周报》刊发的题为《读者纠错变“网暴”？出版社如何应对信任危机》署名为肖颖的报道，发现该报道在未采访本人、也未征得本人授权的情况下，仅将“责编”一词改为“编辑”，直接使用本人首发于小红书的观点建议。
我在该文评论区留言，得到的回复却是：媒体可以照实引用公开发表的内容，如果您觉得您的内容不能被引用，可以在您发布的时候就添加上声明，或不在公开平台进行发表。更多内容，还请多学习一下著作权法及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方回复。
对于该媒体的回复，我既感到可笑，又不得不对其予以反驳，以示其无知。
首先，著作权的保护无需作者额外声明，就算公开发表也不意味着放弃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条：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
其次，所谓“媒体可以照实引用公开发表的内容”更是无稽之谈，是对《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合理使用制度的片面解读。
《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了“合理使用”的法定条件：必须“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且仅适用于“为报道时事新闻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适当引用”等特定情形。
而该报道既没有明确我的作者身份、发布平台，也并非不可避免的引用。
除了法律，从新闻采编的规范来看，该报道行为也同样违背了行业规范。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规范报刊单位及其所办新媒体采编管理的通知》（新广出发〔2017〕44号）明确规定——
刊发新闻报道必须履行采访核实和审核签发程序，确保新闻报道准确客观、导向正确后方可刊发，不得刊发未经核实的新闻报道，不得直接使用、刊发未经核实的网络信息。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要求“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新闻素材，报道前需核实信息。”
该报道引用的建议源自网络平台的个人分享，并非公开可直接转载的权威信息，媒体在使用前至少应履行两项基本义务：一是核实信息的原创性与准确性，二是联系原创者征得引用同意或依法标注来源。
但该报道既未采访我，核实建议的具体思路，也未进行任何溯源标注，直接照搬使用，既违背了“采访核实”的法定要求，也忽视了对原创者知识产权的尊重，与专业媒体应有的职业素养相悖。
反观同样相中了这一观点的某央媒，流程就规范多了，先私信询问是否可以引用我的观点，是否愿意接受采访。
我不禁想提出以下疑问：
1.公开发表即意味着放弃著作权？法律认知岂能如此偏差？
2.“合理使用”是无底线使用？法定边界为何被无视？
3.网络信息直接照搬，专业媒体的采访核实义务何在？
4.同样作为媒体，为何差距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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