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人都知道后金做大了，为何明朝皇帝却不知道

朱元璋和明朝塑造了后世中国人的性格，明朝人的行为逻辑，与现代国人的相似度，远高于汉唐宋，也难怪很多人会喜欢明朝。

明末清初，很多人忽略了一个诡异的事实，努尔哈赤从十三副盔甲起兵，到1618年向明朝正式宣战，期间经过了35年，而明朝皇帝对此竟一无所知。直到努尔哈赤攻占抚顺，明朝才对努尔哈赤的力量有了初步认识。

而对后金军的实力，明朝认知的更晚，萨尔浒溃败后，明朝仍相信可以在野战中击败后金军，让大量的主力凭空消耗，直到崇祯年间，明军仍对在野战中战胜八旗存在幻想。

碍于官僚体制和政治正确，大多数官僚都对皇帝隐瞒信息，以至于皇帝只能得到碎片化，甚至是虚假的信息，皇帝的所有决策都建立在”明军胜过八旗军或至少与其实力相当“的错误假设上，信息不正确，就只能做出错误的决策。

对于后金军的壮大，至少李成梁家族早有认知。

1592年，李成梁幼子李如梅跟随援朝大军进入朝鲜对抗倭寇，朝鲜国王曾询问李如梅明军、女真、日军三方的战斗力。

李如梅回答：“倭子三十，不能当鞑子一人，此贼七千，可当倭奴十万”。

当时努尔哈赤的兵力大概在5000人左右，李如梅认为一个努尔哈赤就能将丰臣秀吉赶下海。

但这些描述后金军实力的信息，从未见于明朝官方史料，直到努尔哈赤起兵前，明朝朝廷都对后金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

明朝将领和官员隐瞒后金的关键信息是出于复杂的政治考量，明朝体制内一向是“谁提出谁解决”，而当时努尔哈赤已经壮大到李成梁无法解决的程度。

明代后期，卫所制度早已崩溃，明朝将领高度依赖家丁作战，十几万军队，真正有战斗力的只有将领身边的几千人，李成梁在鼎盛时期，大约有7000家丁。

但1592年，努尔哈赤已经有了5000以上的兵力，足以和李成梁抗衡。

面对努尔哈赤，李成梁既不能剿，也不能上报朝廷，明朝党争严重，很少有人就事论事，都是将具体问题当作党同伐异的工具，抓住小错就往死里整，动辄给“工作失误“扣上意识形态的帽子，真心做事的人死得往往很惨。

努尔哈赤壮大到如此程度，肯定要找人担责。如果李成梁如实上报朝廷，朝廷就会追查李家的失职，甚至认为李成梁养寇自重，里通外夷，而之前，李成梁确实有扶持努尔哈赤制衡其它女真各部的意思。

恶劣的政治环境让李家选择了隐瞒，宁肯将信息透露给朝鲜人也不上报给皇帝。

1592年，李成梁被弹劾罢官，当1601年他重新担任辽东总兵时，经历了高淮乱辽和援朝战争的消耗，辽东形势已经彻底失控，李成梁只能靠与努尔哈赤结成姻亲稳住局势。

1618年努尔哈赤攻占抚顺，之后又赢得了萨尔浒之战，引起了明朝的重视，但明朝朝廷仍对八旗军战斗力缺乏正确的认知。

萨尔浒之后，我们仍频繁见到明军主动和八旗野战，轻而易举的被歼灭，即使到了崇祯年间，皇帝仍不确切知晓八旗军的战斗力，仍认为是臣子失职才让满清连连获胜，仍不断催促前线与清军野战。

崇祯皇帝怀疑袁崇焕谋反，一个原因是他没有在蓟州及时阻挡清军，而是将清军引到北京城下才与之决战，崇祯认为袁崇焕明明有实力却放任清军通过，有叛变嫌疑。

从事后崇祯轻率的让满桂率主力与清军决战来看，崇祯确实不知道清军战斗力这么强。

袁崇焕之所以将清军引到北京城下恰恰是他对清军有着正确的认知，只有“凭坚城，用大炮”，关宁军才能与清军一战，如果没有城池掩护，任何明军都不是八旗的对手。

阅读史料，我们会发现明朝皇帝对前线情况了解之少，让人瞠目结舌，除了徐光启，其他人在向皇帝汇报时，都对明军与清军的战斗力差距噤若寒蝉。

很多人只知道清朝有”天朝上国“的思想，殊不知这种思想在明朝已经根深蒂固，即使在危亡时刻，明朝仍然顽固地坚持华夷之辨，拒绝承认现实。

袁崇焕明知后金军远胜明军，五年平辽绝无可能，依然向崇祯皇帝夸下海口，导致后者产生了错误的预期。

徐光启希望开启”洋务运动“，通过引入西方军械和人员对抗清军，却被大臣们斥为”里通外国，涨他人志气“。

当年以卢兆龙为首的广东籍官员反驳徐光启的理由和清末那些迂腐的士大夫毫无差别。

卢兆龙说：”臣生长于香山，知澳夷最志，其性悍桀，其心叵测……，招此异类，跃马持刀，弯弓挟矢于帝都之内，将心腹信之乎？……夫此三百人者，以之助顺则不足，以之酿乱则有余，奈之何……，中国将士如云，貔貅百万，及今教训练习，鞭挞四裔，攘斥八荒，何事招远夷，贻忧内地，使之窥我虚实，更笑我天朝无人也？……且澳夷专习天主教，最易惑世诬民。

卢兆龙认为徐光启之所以支持引入葡萄牙人，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天主教徒，想借助朝廷传播天主教，徐光启的洋务运动被上升到大是大非的意识形态问题，最终崇祯皇帝迫于压力，下令招募的葡萄牙人就地解散。

（徐光启才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广东官员反对徐光启，当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而是经济利益，他们担忧葡萄牙人进入内地后，会要求朝廷开放更多通商口岸，那样广东会丧失贸易的特权，这与清朝官员反对洋人进入内地如出一辙。

但官员们不会直接说出真实意图，而是会用“天朝上国”和“维稳”的逻辑进行包装，以说服皇帝，而崇祯和乾隆一样，都在安全和意识形态压力下屈服了。

明朝朝廷的天朝上国思想在与满清的和谈中也暴露无遗。崇祯继位以来可谓是内忧外患，明白人都知道，明朝不能两面作战，需要休养生息，而满清那边，皇太极也确实想进行和谈，我昨天的文章讲到，皇太极一直对入关抱有疑虑，他最希望和明朝达成和议，满汉分别建国。

这对明朝来说本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但终因意识形态压力而付诸东流。明朝吸取了宋朝的教训，认为宋朝灭亡就是因为议和，明朝要想避免覆灭，必须绝不议和。向蛮夷妥协是明朝最大的政治不正确，这等于承认天朝竟不如蛮夷，谁敢议和就会被群起而攻之。

松锦之战后，崇祯只敢偷偷派陈新甲与皇太极议和，事情败露后崇祯不敢承担责任，把陈新甲推出斩首，今后再无人敢谈议和之事。

后来李自成逼近北京，崇祯和大臣们都知道南迁是唯一的生路，但却无人率先提出，所有人都知道答案，但没一人愿意说出，明朝就这样在极度虚伪的环境下，在半推半就中走向了灭亡。

相对明朝，清朝要务实的多，如果是崇祯，绝无可能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也绝无可能借助列强给王朝续命。

明朝自建立起，皇帝就把知识分子和老百姓都视为草芥，与尊重士大夫的宋朝不同，明朝大行特务政治，实行恐怖统治，并习惯用“打屁股”的方式（这是蒙古人对待奴隶的方式）折辱知识分子。

明朝还仿照蒙古人建立了户籍制度，老百姓没有更改职业、迁徙的自由，朱元璋还极力贬低商人和商业，让中国经济大幅倒退，宋朝以来繁荣的商贸和先进的税收体系完全消失。

朱元璋的所有制度都是围绕厚养子孙建立，以至于到了崇祯年间，宗室已经成为最大的毒瘤，成为国家巨大的负担。

从一开始，明朝君臣就丧失了互信，在用流民博弈的方式相处，明朝上下，都急剧流氓化，在这个国家，你看不到任何真实的道德，只有虚伪至极的口号和没有底线的内斗。

明朝绝不是再造华夏，它反而是华夏堕落的象征。真正的皇汉恰恰不应该追捧朱明，反而应该质问崇祯和朱家王朝为何将汉人江山输给了一个几十万人的小族群。

17世纪，全世界的农耕民族都成功反击了游牧、渔猎民族，只有明朝逆趋势而动，一个一亿多人口的大国被小族群征服，这恰恰反映出明朝的脆弱（宋朝时全世界都在被游牧民族征服，南宋反而抵抗最久），除了在统治术上登峰造极外（这是能延续276年的根本），朱家统治在其它方面真可谓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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