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役前，刘帅与总前委有分歧，开打两天众人发现：刘帅说得对

1949年4月22日，南京的电话线几乎全断了。

城里不少人一觉醒来，才发现守军已经撤得七七八八，连个像样的指挥部都找不到。

前一天晚上还在开会研究防御的将领，这会儿连人影都没了。

没人通知，没人组织，只有街头巷尾的风声越来越紧。

这事儿说起来有点突然，其实从第一枪打响开始，很多人就发现不对劲了。

我军本来安排的是分三路渡江作战，东中西三个集团各有分工，主攻方向在东，一切部署都围绕南京、上海一线展开。

可偏偏两天之内，敌军就像被抽了筋一样，前线部队连像样的抵抗都没有，直接崩了。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还得从战役准备阶段的一次争论说起。

当时总前委已经定下了作战计划，三野主攻，二野协助，目标明确，打法稳妥。

但刘伯承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认为，敌人根本撑不了多久，兵力虚、士气散、防线也松，应该多线出击，快速推进整个东南，不该只盯着几个大城市。

这意见一说出来，会议室里气氛就有点微妙了。

有人觉得他太冒进，也有人担心万一敌人拼死抵抗，那就陷入全面拉锯。

他们还记得几个月前，淮海战役打得多惨，怎么也不敢轻敌。

可刘伯承不是拍脑袋。

他手上有一份厚厚的敌军部署图，标得密密麻麻，连哪个师在哪个桥头临时搭了碉堡都清清楚楚。

那会儿他对粟裕说了一句话：“长江虽宽，不是铜墙铁壁。

蒋介石防得住正面，防不住整个东南。”

粟裕没吭声，只是点了点头。

其实他们心里都清楚，这场仗打不打得赢，关键不在兵力，而在判断。

说起来，这种判断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

从淮海战役一结束，三野就开始做渡江准备了。

除了调兵遣将，更重要的是情报侦察。

那时候的侦察兵真是拼命，冒着生命危险摸到前线，有的甚至混进对岸村落做长时间潜伏。

水文资料、敌军调动、桥梁构造、炮兵阵地，几乎没有一项是靠猜的。

可就算情报再详细，中央还是决定按原计划来。

一方面是稳妥，一方面也是不想临战变阵。

刘伯承的建议只是被“记录在案”，没有被采纳。

战役开始那天是4月20号，晚上20点，总攻命令一发出，炮火就没停过。

可让人意外的是，敌军根本没撑多久。

有的阵地连夜撤退，有的连枪都没怎么开就弃守。

到22号，南京就空了。

这时候，原计划就不太好用了。

本来让二野去西边牵制敌军，结果敌人自己跑了。

放着这么多溃兵不管，那可是个大麻烦。

他们一旦分散逃跑，不但难追，还可能在各地搅起乱子。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战役结束之后清剿溃兵和稳定局势才是更难的。

于是，总前委紧急调整部署，把刘伯承之前提的“全线推进”方案拿出来重新研究。

这次没人反对了。

二野立刻调头东进，配合三野从多个方向压上去，目标从“攻取南京”变成了“控制整个东南”。

那时候的战场节奏，快得惊人。

前线部队一天推进五六十公里不是稀罕事，连后方补给都赶不上。

可就这样，还是没挡住追击部队的速度。

敌军一边逃一边散，大片区域几乎没打几枪就收复了。

刘伯承当时在指挥部里说：“敌人不是不想打，而是打不起了。”

其实打到这个时候，蒋介石早已明白，长江防线是靠不住的。

他虽然调集了75万人布防，但那种布法是摊大饼，面子上看着满，实则虚得很。

每个防区兵力都少得可怜，有的连基本防御工事都没建齐。

更关键的是，士气掉得太快。

三大战役败得太惨，主力尽失，连白崇禧和汤恩伯手下的部队也都心气不足。

再加上国统区内部腐败严重，兵员补充跟不上，后勤也早就散了。

长江不是战线，是一道心理防线。

一旦被突破，后面就全是空的。

战役结束后，东南局势迅速稳定，大量敌军被收编，白崇禧的势力也被压缩到了广西一带。

更重要的是，这场战役真正打通了南下道路，为解放全中国扫清了障碍。

那之后，总前委再开会时，刘伯承的作战方案被正式记录为“战术调整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