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党第一位新闻发言人，无论记者还是对手，无不对她赞誉有加

龚澎，1914年出生，安徽合肥人，1935年，龚澎参与“一二·九”学生运动，并担任示威游行大队长，带头冲破军警防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这一事件成为她投身革命的起点。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龚澎被派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负责外事联络工作。她以《新华日报》记者身份开展国际统战活动，协助周恩来进行对外宣传和国际事务协调。

1941至1942年间，日军飞机不停地在重庆上空轰炸，曾家岩50号的部分楼房也被炸坏了，龚澎与部分工作人员临时搬到了红岩村。

为了开展外联工作，她每天冒着酷暑从郊区步行数里，先在化龙桥坐马车到上清寺，然后再换乘公交车赶往闹市区。她经常身穿一件简朴而合身的旗袍，随身的手包里放满了来自解放区最新的广播稿副本，她为工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记者们以俱乐部的形式聚在一起，每天都要交流最新的战时消息和发布当日的重要新闻，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信息抢先发到世界各地。外国人有起床时间比较晚的习惯，他们的新闻活动大都选择在午后进行。

驻重庆的西方记者每天都在跟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机构展开斗争，他们对国民党当局封锁新闻消息和独家专政的做法极为不满，自然更加关注来自反对党方面的消息与报告。

“宣传出去，争取过来”是抗战期间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方针。来到山城后，龚澎陆续结交了几乎所有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无论是美联社、法新社还是各国大报刊的记者她都认识，与美国新闻处也时有来往。

龚澎与在外国新闻机构中的中国雇员广交朋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宝贵的信息。后来有些记者时常主动代龚澎传递宣传材料，给她以多方支持。

龚澎认为，与西方记者打交道就要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是如何看待问题的，要做到随时准备与他们打交道。美联社的记者是个出名的右翼分子，但龚澎并没有疏远他，不理他，而是耐心地向他介绍中共的政策和事实真相，后来这个记者发回的稿子尽管态度不怎么友好，可其中的很多内容仍是引自龚澎提供的资料。

记者站也是许多国民党特务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常混杂在其中盯梢监视进步人士。中统特务更有阴险的一套，他们不但分区搜集情报，还会蓄意制造事端，挑起激化矛盾。每天出入这里随时都会遭到绑架和不测。斗争是严酷的。

龚澎临危不惧、忠诚事业的精神和她从事外交的才智赢得了外国记者的钦佩，他们称她是消息非常灵通而又富有吸引力的“中共外交发言人”，一些朋友主动帮助她传送消息。龚澎也与许多外国记者和外交官成了朋友，他们也时常在周末去看望她。

后来，费正清回忆：“没几天后，就有一位聪明的富有魅力的名叫龚澎的年轻女子来看我。那时，她刚刚开始走上作为周恩来新闻发布员的辉煌历程（1970年她因病早逝时，已是环球新闻界一个出类拔萃的妇女了）。”

“龚澎对那些没有家室之累的、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国外记者所产生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出于她那才智超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为在这个充斥着随声附和者的趋炎附势者的城市中，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而在野党的改良主张暴露了执政党的罪恶。”

为了打开对外宣传的局面，龚澎与各国记者和国际友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她与对方聊天、谈家常，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尽量寻求共同点。她总是兴趣盎然地倾听别人的谈话，并且友好地提出一些忠告。

她善于接受每个人的独特个性，对意见不同者不抱有成见。记者们与她很谈得来，也因此愿意接近她。这种氛围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周围的人们。一位美国记者曾说，他也知道龚澎是为共产党说话的，但她的话不但听来令人信服，日后也能得到时间的考验。

也有被反动宣传所蒙蔽的外国记者，常常说些带有侮辱中国人民的语言，龚澎对此极为冷静，她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来说服对方。所以外国记者对她都十分敬重、钦佩。

龚澎在重庆涉外新闻界中赢得了广泛的欢迎和信任。许多外国记者不愿意到重庆新闻局那里获取资料，却更愿意听取来自解放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