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狱，我遇到了一个入狱七次犯人，58岁的他，35年在狱中度过！

1997年10月中旬，我和其他五十多名新犯，被分到九监区服刑，其实，说是监狱，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工厂，那里有纸箱厂、五金厂、针织厂和锡箔纸厂。

而我被安排到了针织厂，学习摇横机，主要做外贸产品的羊毛衫。

由于监区刚成立没几年，在工作现场，指导各工序的师傅都是外面的人，他们是监狱聘请的人员。

外来师傅在监狱工作，也有明文的规定，他们不能替犯人传递任何口信，不能为犯人购买任何物品，也禁止交谈除了产品之外的任何内容。

每天早上七点钟出工，由犯人喊着口令前往，当时我们分监区有近三百人。

当时监狱的订单很多，经常要加班加点，我所在的监区效益不错，伙食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顿顿都有荤有素，搭配的比较好。

早餐在监区里吃，午饭在厂区用餐，由负责生活管理的犯人拉饭菜过去，到时分配到各组，然后小组再安排人为其他人打饭菜，有些条件好的犯人，也会购买牛肉、鱼罐头、牛肉酱、火腿肠，大多和自己关系好的犯人一起分享。

不加班的日子，吃过晚饭后，先是组长对一天的劳动情况进行总结，然后组织本组的组员学习，大概加起来一个小时左右的样子，然后大家自由活动，有看电视的，有打乒乓球的，有下棋的，也有洗衣服的，也有闲聊的……

刑期短的犯人或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都在规划着自己出狱后的生活，每个人想得都挺乐观，但殊不知与社会脱节数年，外面的变化已经超乎想象了。

在我入伍第五个月的时候，那天新分下来一批犯人，我帮忙给评议组长进行登记，发现一个姓倪的犯人，他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竟然是第七次入狱，他当时是因打架斗殴致人重伤，被判刑九年。

我看了下他的履历，他从18岁就开始服刑，后来都是刚出监狱不久，就再次被抓，但每次判刑的时间都不太长，基本都是五六年居多，他的罪刑，基本都是和打架斗殴相关。

再看看他本人，个子不高一米七，纹身遍布全身，饱满的胸肌在衣衫下若隐若现，散发着健康与力量，不过给人的却是一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感觉。

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当年58岁的他，已经有35年在狱中度过，或许他已经习惯了监狱的生活，他大大咧咧地和我们打着招呼，好像很熟悉的样子。

后来我和他一次交流时他告诉我，由于他反反复复地坐牢，家人都和他断绝了关系，尽管他是杭州人，但和外省的“三无犯”（无通信、无会见、无汇款）一样，没有人会见。

由于该犯人已经58岁，在监狱里，这个年龄已经属于老年犯了，因此，他被安排在老年组，平时从事锡箔纸制作。

在当时，不同的分工，考核也是不同的，而考核决定了将来的减刑幅度。

在监狱的犯人，每个人都想着早点出去获得自由，因此都很努力。

但犯人要想获得减刑，考核分数要达到240分才有资格，但对绝大多数犯人而言，至少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够达到这个分数。

我记得当时减刑考核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生产劳动、遵守监规、个人卫生、三课学习、宣传报道等等。正常情况下，如果一个犯人没有违规，如果表现可以，一般一个月能拿到10—15分之间，表现特别出色的则另当别论。

监狱的生活，每天都是重复着上一天的日子，有些刑期长且有想法的人，就会想办法多学一点东西，譬如我组的一个安徽歙县籍的犯人，他高中毕业，他就自动报考了大专自学考试，平时有空的时候，一个人躲在监舍的角落里看书。

小组还有一个犯人，入狱前喜欢炒股，也不知他从哪里弄来的关于炒股的书籍，每天研究股票的趋势。

而我因为喜欢写作，我则报名参加了分监区的报道员，这件事也给我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后来我的稿件多次被《监狱报》和《浙江新生报》刊用，后来监狱管教员让我脱产，不再参加一线的生产劳动，专职做报道组长和三课组长。

当时，写作赚取分数还是很容易的，分监区墙报上发表一篇奖励0.5分，在《监狱报》发表奖励1分，《浙江新生报》发表一篇奖励2分，墙报是每周一期，《监狱报》和《浙江新生报》属于周刊，我那时几乎每周在报刊上都有文章发表，几乎每月的宣传报道分都在15分以上，其中我一个月最多的一次考核总分竟然达到了29分。

正因为这样，我第一次减刑11个月，仅仅入狱一年多的时间，这让很多犯人羡慕不已。

监狱禁锢了人的自由，让人对外面的一切都充满了向往，服刑改造也并非一无是处，他对真的愿意洗心革面的人来说，也是一个重新塑造自己的地方。

在监狱，大多数犯人都能够学到一技之长，这样他们刑满释放之后来到社会，也非常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尽快地适应了社会的发展，从而减少重新犯罪的发生。

我本人也是经过监狱生活的洗礼，使我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里面的所学的内容，让我后来受益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