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慧教授：放射线的“隐形手术刀” | 直播回顾

整理者：雨过天晴

审核人：朱慧教授、鹰版

在“全球肺癌关注月”到来之际，与癌共舞论坛联合福建省关癌有家恤病基金会共同推出“智御肺癌·兵器谱新篇”系列科普患教活动，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进行转播，旨在为公众系统性科普肺癌治疗的最新知识。在肺癌的治疗过程中，放疗常被比作一把“隐形的手术刀”，在各个分期肺癌的综合治疗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

11月27日，山东省肿瘤医院朱慧教授在“精准狙击：放射线的隐形手术刀”科普活动中，针对放疗的分类、介入时机、联合治疗策略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科普。小编特整理出直播中的精华内容，供读者参考。

共性问题科普

问：调强放疗、立体定向放疗、质子刀、TOMO刀、射波刀、伽马刀等放疗方式具体有哪些区别？分别适用于哪些不同类型的患者？

朱慧教授：调强放疗、立体定向放疗、质子放疗及TOMO、射波刀、伽马刀等均为临床常用手段，其技术特性不同，适用范围也存在显著差异。

调强放疗是临床应用最广泛的精准放疗技术，历经二维、三维适形放疗发展而来，核心优势在于可通过计算机调控不同方向射线的强度，实现肿瘤与射线的高度适形，同时保障肿瘤内部剂量均匀性。其适用范围几乎涵盖所有肿瘤类型，是放疗领域的基础核心技术。

质子放疗的独特优势源于物理学特性，与普通直线加速器的调强放疗不同，它具有“布拉格峰”效应——到达肿瘤前剂量极低，在肿瘤区域迅速升峰，穿过肿瘤后剂量快速跌落，能最大程度减少肿瘤前后正常组织的损伤，适用于对正常组织保护要求高的场景。

TOMO放疗本质是断层放疗，通过类似螺旋CT的旋转方式实现照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刀”（“刀”类技术的核心为单次高剂量）。其优势在于剂量均匀性好，可让肿瘤周围正常组织“分担”剂量，避免单一组织超耐受剂量，尤其适用于脑转移瘤、脑预防照射（保护海马）及腹腔、盆腔肿瘤，对头颈部肿瘤如鼻咽癌、下咽癌也有良好效果。但它对胸部肿瘤如肺癌、食管癌并不友好，会显著增加肺组织受照体积，可能影响后续免疫治疗或呼吸道抵抗力。

射波刀、伽马刀均属于立体定向放疗技术，核心特征是单次剂量极高，可通过1-2次照射实现肿瘤杀灭，类似“刀”的精准毁损效果。二者主要适用于小病灶肿瘤，无论是原发灶还是转移瘤（如脑转移瘤），均能以少次数照射达成治疗目标。

综上，调强放疗以普适性和精准性为核心；质子放疗主打正常组织保护；TOMO擅长剂量均匀分配，适配腹腔、盆腔及头颈部肿瘤；射波刀、伽马刀则以单次高剂量优势聚焦小病灶治疗。

问：“根治性放疗”和“姑息性放疗”在治疗目标、剂量策略和临床应用场景等方面，有哪些根本区别？

朱慧教授：根治性放疗与姑息性放疗的核心区别源于治疗目的，二者在剂量策略、临床应用场景上亦存在显著差异。

治疗目标方面，根治性放疗以彻底杀灭肿瘤为核心目标，通过放疗（常联合化疗、免疫或靶向治疗）实现肿瘤根治。姑息性放疗则以姑息减症为主要目的，聚焦于控制肿瘤进展、缓解症状（如疼痛）、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并延长生存，不追求肿瘤根治。

剂量策略上，根治性放疗采用指南推荐的标准剂量，在患者耐受范围内足量照射，如局部晚期不可手术非小细胞肺癌同步放化疗常规为30次，局限性小细胞肺癌为45Gy（1.5Gy/次）或60Gy（2Gy/次）。姑息性放疗剂量则更具灵活性，需结合患者身体状况、耐受性及照射部位综合选择，以“控制症状且低损伤”为原则，整体剂量相对保守。

临床应用场景中，根治性放疗适用于病变局限（无远处转移）或局部晚期但可联合治疗的肿瘤，如局部晚期不可手术非小细胞肺癌、局限性小细胞肺癌等。姑息性放疗则针对晚期伴转移的患者，用于处理转移灶相关症状，如脑转移瘤的局部控制、骨转移的疼痛缓解等，此类患者仅靠药物难以有效控制局部病变。

问：对于早期、局部晚期和晚期肺癌，在靶区勾画设计方面有哪些核心原则和差异？会用到哪些影像手段进行放疗计划制定？

朱慧教授：靶区勾画是放疗的核心环节，其精准性直接决定疗效与安全性，需严格把控“不多画、不漏画”原则，多画易增加正常组织损伤，漏画则可能导致肿瘤复发。早期、局部晚期、晚期肺癌的靶区勾画遵循不同核心原则，且需多种影像手段协同保障精准性。

靶区勾画核心原则与差异需基于GTV（肿瘤靶区，含原发病灶及确认转移灶）、CTV（临床靶区，GTV基础上外放的高危亚临床病灶区）、PTV（计划靶区，CTV叠加摆位误差后的区域）三大核心概念展开。早期肺癌以“精准局限”为核心，GTV仅包含原发灶，CTV外放范围极小，PTV摆位误差外放通常3-5毫米，力求最小化正常肺组织损伤；局部晚期肺癌需“全面覆盖”，GTV涵盖原发灶及确认转移的淋巴结，CTV需结合肿瘤位置、初始影像特征及前期治疗反应（如化疗后变化）外放高危区域，PTV外放遵循中心摆位误差标准（优质中心可控制在3毫米内）；晚期肺癌以“姑息减症”为导向，GTV仅聚焦引起症状的病灶（如脑转移、骨转移灶），CTV和PTV外放范围极窄，避免不必要的正常组织照射。

放疗计划制定依赖多种影像手段协同突破诊断盲区：CT是基础手段，可清晰显示病灶位置及淋巴结形态，但难以区分肿瘤与肺不张等良性病变；PET-CT可通过代谢差异精准区分肿瘤与肺不张，提升GTV界定精度；对CT和PET-CT均无法明确的可疑淋巴结（如直径＞1cm且代谢异常者），需结合穿刺活检明确病理诊断；能谱CT通过对比原发肿瘤与淋巴结的能谱曲线一致性辅助判断转移性质，曲线吻合则大概率为转移灶；此外，还需依赖放疗科与影像科、病理科专家的多学科协作，进一步提升靶区勾画精准度。

问：可手术的早期肺癌，立体定向放疗与手术在根治性方面有多大差异？哪些类型的早期患者更适合优先考虑立体定向放疗？

朱慧教授：立体定向放疗（SBRT）是早期肺癌的根治性治疗手段，其核心特征为单次高剂量照射（如6-10次即可达到相对生物学剂量100以上的根治性剂量）。在根治性疗效方面，SBRT与手术的局部控制效果相近，多项回顾性及前瞻性研究数据显示二者整体疗效基本相当，部分中心长期实践中SBRT的局部复发率极低（甚至接近零）。但二者存在关键差异：手术可通过原发灶切除及淋巴结采样/清扫获得病理诊断与分期，能发现临床未确诊的淋巴结转移，进而指导术后辅助治疗；而SBRT无法获取病理分期，可能导致部分需术后辅助治疗的患者漏治，增加复发转移风险。

临床选择中，手术仍为优先推荐方案，尤其适用于年轻、心肺储备功能良好的患者。SBRT的优先适用人群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不具备手术指征者，即因心脏功能、肺功能等基础条件差，无法耐受手术的患者；二是明确拒绝手术、对手术存在强烈恐惧的患者。此外，对于多原发早期肺癌（多个肺结节），需通过肺癌多学科协作（MDT）模式，由放疗科、影像科、病理科、外科等多学科专家共同评估，制定手术与SBRT的联合治疗方案。

问：山东省肿瘤医院的MDT会诊是否需要患者提出申请？目前覆盖了哪些科室？

朱慧教授：医院设有专门的MDT门诊，且每周三下午为全院肺癌MDT会诊时间，由院士挂帅，汇聚约20位多学科专家全程参与，阵容强大且住院患者的会诊免费。

会诊纳入范围涵盖所有首次入院治疗的肺癌患者，无论初治还是曾在其他医院治疗过，只要首次到该院就诊并住院，均可被纳入MDT讨论，不受住院科室限制（呼吸内科、胸部放疗科、肺外科等科室住院患者均全覆盖）。患者入院后，医院会主动抓取患者信息纳入MDT讨论，会诊后分管医生会向患者反馈专家建议，再制定后续治疗方案。

问：不可手术的局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如何评估同步放化疗的耐受性？放疗与化疗的时机或排序应该如何安排？

朱慧教授：不可手术的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以同步放化疗为核心根治性治疗手段，若患者不耐受则采用序贯放化疗。同步放化疗可实现“1+1＞2”的疗效增强，但不良反应风险也可能叠加，因此需严格评估患者耐受性，同时规范安排放化疗时机。

同步放化疗耐受性评估重点围绕患者身体基础状况，核心包括骨髓储备功能、心肺功能及肺储备功能，其中肺功能是放疗科医生关注的关键指标。骨髓抑制是放化疗联合最常见的不良反应（表现为白细胞、血小板下降及贫血），目前已有成熟的预防及治疗药物（如生白细胞、血小板药物），临床可控性较高。心肺功能评估中，肺功能检测为常规项目，若患者存在间质性肺纤维化、肺炎、肺大泡、肺气肿等基础肺病，肺储备功能不足，将无法耐受根治性放疗的低剂量肺损伤，需排除同步放化疗适应证；心脏功能异常者也需结合具体情况评估，避免放化疗联合加重心脏负担。

放化疗时机安排以同步放化疗为首选，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已证实其疗效优于序贯放化疗。同步放化疗的标准方案为：放疗期间同步完成2周期化疗，放疗常规30次（约42天），化疗每21天1周期，二者周期高度匹配。对于身体基础条件较差或肿瘤体积较大、直接同步治疗肺耐受性不足的患者，可先进行诱导治疗（如诱导化疗或诱导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待肿瘤缩小、患者身体状态调整后，再实施根治性同步放化疗。

此外，治疗后需根据患者病理类型、驱动基因状态及PD-L1表达情况安排巩固治疗：驱动基因阳性（如EGFR阳性）者采用靶向药物巩固，驱动基因阴性者采用PD-L1抑制剂巩固，形成规范化治疗闭环。

问：对于Ⅲ期与Ⅳ期患者，放疗手段在治疗目的、应用价值等方面有哪些显著差异？

朱慧教授：Ⅲ期与Ⅳ期患者的放疗策略存在显著差异。对于Ⅲ期局部晚期不可手术切除患者，放疗具有核心地位，需纳入初始治疗方案，且通常采用同步放化疗模式。而Ⅳ期驱动基因阳性患者以靶向药物为首要治疗选择，放疗需择机介入，多在靶向治疗3个月后病灶不再缩小时应用，化疗则常与靶向治疗联合使用。

目前两类患者中驱动基因阳性患者整体疗效均较理想，但放疗科医生面临特殊挑战：部分内科专家及患者家属因存在驱动基因突变，会为局部晚期不可手术患者放弃化疗而选择靶向治疗，且患者因靶向治疗起效后拒绝后续放疗。需明确的是，局部晚期与Ⅳ期病情本质不同，Ⅲ期患者存在局部复发风险，且靶向药物存在耐药可能，放疗作为高效局部治疗手段，初始治疗阶段的应用同样重要。若放弃初始局部治疗，靶向耐药后可能出现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将原本有根治可能的局部晚期患者转为不可根治的晚期患者。临床中对身体状况较差的Ⅲ期患者，可先采用靶向治疗使病灶缩小，再行放疗，通过局部治疗加持实现良好疗效甚至长期生存。

值得关注的是，30%的Ⅲ期局部晚期不可手术患者经放化疗后无需后续巩固治疗即可实现5年以上长期生存。当前临床探索重点为精准识别此类患者，避免不必要的靶向或免疫巩固治疗。现有研究也在关注根治性放化疗后的外周血MRD检测，若PET-CT提示患者达到完全缓解且MRD转阴，后续是否需巩固治疗尚无充足数据支撑。这一探索可减少患者经济负担、节约医疗资源并降低药物损伤，是放疗科与内科医生共同关注的研究方向，但目前尚未形成标准方案。

问：免疫抑制剂与放疗联合的核心协同机制是什么？二者联合时机如何选择，应该同步进行还是序贯进行？

朱慧教授：放疗与免疫抑制剂联合存在明确协同作用，为肿瘤治疗提供了新路径。从机制而言，放疗作为局部治疗可破坏肿瘤细胞基因链，促使肿瘤细胞死亡并释放更多抗原，进而激活机体免疫效应，提升免疫治疗效果；同时，局部放疗具有T细胞募集作用，可改善局部微循环，促使活性T细胞聚集于肿瘤周围。T细胞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发挥疗效的关键，其局部聚集能进一步增强免疫治疗效果。反之，免疫治疗对放疗亦有协同作用，放疗最怕肿瘤细胞“乏氧”，乏氧会导致肿瘤细胞对放疗不敏感，而免疫治疗可优化局部微环境、改善乏氧状态，为放疗发挥作用创造有利条件。

二者联合时机（同步或序贯）尚无高级别证据明确标准，临床需结合患者分期等个体情况决策。对于晚期患者，因需优先控制全身病情，通常先采用化疗联合免疫或单用免疫等全身治疗方案；若患者肿瘤负荷较小（如寡转移），在全身治疗后会积极介入放疗，以清除残留病灶，为患者争取假根治或根治效果。对于局部晚期患者，临床多在放化疗结束后采用免疫巩固治疗；部分研究显示，放化疗全程同步应用免疫也能取得良好疗效。

但需警惕的是，放疗与免疫联合是“双刃剑”，疗效提升的同时会增加毒性反应，例如免疫药物可能显著提高放射性肺炎发生率，脑转移患者同步进行免疫治疗与脑放疗时，脑坏死、脑损伤风险会明显升高。目前该领域仅有相关共识作为临床参考，缺乏高级别证据支撑的统一标准，临床需结合患者具体情况制定方案，并以指南推荐的标准方案为基础。

问：发生脑转移时，全脑放疗与立体定向放疗如何权衡选择？哪些因素是决策的关键？海马体保护能否切实保护患者的神经认知功能？

朱慧教授：脑转移是肺癌患者的常见难题，非小细胞肺癌初始患者发生率达10%-20%，小细胞肺癌发生率更高。脑转移放疗方案的制定需综合权衡疗效、治疗损伤及长期生存患者的生活质量，当前临床中立体定向放疗（或局部放疗）的应用已多于全脑放疗，核心决策需结合多重关键因素。

驱动基因状态是重要决策依据：对于驱动基因阳性的肺腺癌脑转移患者，因三代靶向药物血脑屏障穿透能力较强，临床通常建议先开展靶向治疗，用药1-2周即可缓解脑症状，待3个月左右病灶稳定不再缩小后再介入放疗。此时靶区已明显缩小，能大幅降低治疗损伤，因此对这类患者的初始脑放疗无需急于进行。而驱动基因阴性患者，药物血脑屏障穿透性较差，化疗与免疫治疗短期内起效困难，若存在脑部症状则需积极实施脑放疗。

全脑放疗与立体定向放疗的具体权衡，核心在于转移病灶的数量与分布特征。当前CT与核磁双定位技术已能精准识别微小病灶，为立体定向放疗的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对于病灶局限、磁共振可清晰显示的患者，立体定向放疗为优选方案；对于转移灶数目多、呈弥漫散在分布的患者，立体定向放疗虽局部控制效果良好，但易出现脑内其他部位新发转移，此时全脑放疗更为合适。

海马体保护对降低全脑放疗所致神经认知功能损伤的效果已经明确，可显著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及认知功能评分，其实施前提是海马体区域本身脑转移发生风险极低，无需担忧因保护导致该区域病灶遗漏。但海马体保护操作难度较高，需在磁共振引导下精准勾画靶区：勾画范围过小会导致海马体仍受放疗损伤，范围过大则可能遗漏周边潜在病灶，引发治疗失败。

放疗技术的选择直接影响海马体保护效果：调强放疗受其物理学特性限制，刻意保护海马体可能导致治疗区域剂量分布不均，增加治疗失败风险；而TOMO技术在海马体保护方面优势显著。临床中若需实施海马体保护，建议在具备相应技术条件的医疗中心开展，相关领域已有专项研究成果可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问：放疗联合免疫在驱动基因阴性的患者中应用前景如何？是否可以提高患者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朱慧教授：对于驱动基因阴性的肺癌患者，化疗联合免疫是标准治疗方案，而放疗与该方案的联合应用展现出良好前景，相关研究已证实其在提升疗效方面的价值。浙江省肿瘤医院范云教授开展的一项Ⅱ期临床研究显示，在化疗联合免疫治疗中加入脑放疗，不仅能有效控制脑转移病灶，还可整体提升治疗效果。

临床实践中，该联合策略的应用需结合患者具体情况调整：对于初始存在脑转移症状的患者，脑放疗可在治疗初期即加入；对于无症状脑转移患者，通常先进行3-4个周期的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待进入免疫维持阶段且脑转移病灶稳定不再缩小时，再积极介入放疗，这是目前临床常用的治疗策略。

部分患者因对放疗存在顾虑，在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效果良好、免疫维持阶段脑转移病灶未增大且无症状时，会选择待病灶进展后再行放疗。但现有回顾性研究数据提示，在治疗效果较好时加入放疗进行巩固，其疗效优于病灶进展或出现症状后再放疗的模式，更有利于提高生存率。

问：EGFR、ALK等靶向治疗耐药后常出现局部进展，放疗介入的适应证是什么？放疗与新一代靶向药物的联合应用能否延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

朱慧教授：EGFR、ALK等靶向治疗虽疗效显著，但耐药问题客观存在。前瞻性研究已证实，驱动基因阳性患者在靶向治疗基础上积极介入放疗，不仅能提高局部控制率，还可带来生存获益，这也是临床常用治疗模式。不过放疗介入需精准筛选患者，并非对所有患者均积极开展。

放疗介入的核心适应证为肿瘤负荷较小的患者，尤其是寡转移患者。对此类患者，在靶向治疗基础上尽早加入放疗，通过强化局部控制，有望实现治愈或长期生存的目标。而对于预后较差、存在多发肝转移、骨转移、胸膜转移等广泛病变的患者，放疗介入则相对保守，多在特定部位出现进展时再启用，以缓解病情。

关于放疗与新一代靶向药物的联合应用，虽具体数据需更多研究明确，但从治疗逻辑及现有临床实践来看，二者联合可形成“全身控制+局部强化”的协同效应：新一代靶向药物可优化全身病情控制，放疗则精准处理局部病灶，这种联合模式为延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提供了有力支撑，具备明确的临床探索及应用价值。

问：有研究显示，驱动基因阳性患者在未发生靶向药物耐药前对原发病灶和寡转移病灶进行放疗，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可以提升14%。基于此，应该如何把握耐药前的放疗介入时机？

朱慧教授：靶向药物起效迅速，但肿瘤缩小会达到瓶颈期，临床观察显示三代靶向药通常在用药3个月后病灶即停止缩小，随后可能进入半年至一年的稳定期，之后才出现耐药。上述研究证实，针对此特点，在靶向治疗后尽早对原发病灶及残留病灶（含寡转移灶）联合放疗，可使患者五年生存率提升，为耐药前放疗介入提供了重要依据。耐药前放疗介入时机的核心把控点为靶向治疗病灶稳定期，即通常在用药3个月后、病灶不再缩小且未出现耐药时启动放疗。此时介入既能借助靶向治疗已实现的病灶控制基础，通过放疗强化局部疗效、清除残留肿瘤细胞，又可避开靶向治疗初期病灶快速变化的阶段，降低治疗叠加风险。

需注意的是，耐药前放疗仍需遵循“高选择性”原则，同时警惕毒性风险。2021年我们的一项研究已揭示奥希替尼与放疗联合可能增加放射性肺炎发生风险，这也提示了临床实践中需精准筛选患者。

个性化答疑

病例一：女性患者，ⅢA期，EGFR 21突变，术后（右肺中叶，中央型靠近肺门）进行了同步放化疗，术后空窗6年半后，近期影像显示原手术区刀口处有增厚，右肺下叶新发小结节（两年半时间内从2mm长到6mm），由于是刀口处增厚，不能对该处进行消融处理，右肺下叶小结节在服用靶向药物后消失（初步判断为转移灶）。请问，刀口处的增厚，能否采用质子放疗处理？

朱慧教授：该患者为术后辅助放疗后出现吻合口复发，伴肺内转移，靶向治疗虽为首选且已使肺内转移灶消失，但靶向药物存在耐药风险。当前患者肿瘤负荷较小，局部治疗的介入对改善预后确实重要，其中质子放疗是优选方案，核心优势在于损伤小，能最大程度降低既往放疗带来的累积损伤，尤其对心脏、脊髓等危及器官的剂量控制更优，更加适合二次放疗。

临床应用质子放疗时，需基于患者既往放疗的剂量分布、靶区范围及危及器官受量数据，结合多年来正常器官的自我修复情况，优化质子放疗计划。重点明确此次放疗的剂量分割模式及总剂量，通过精准规划进一步降低正常组织损伤。相较于普通放疗，质子放疗在二次放疗中展现出显著优势，建议在靶向治疗使病变得到良好控制后，对局部残留病灶积极开展质子放疗。

病例二：ALK患者，服用阿来替尼一年左右进展出MET扩增，改为阿来替尼+卡马替尼，使用9个月后，CA199持续上升，NSE也升至90多，存在多发脑转、骨转、肺转、左侧锁骨处淋巴结转移。请问，目前是否可以通过重离子或质子来逐步将转移灶处理掉？从数据和临床角度分析，能否进一步获得生存获益？

朱慧教授：对于该患者存在的多发转移情况，治疗仍应以药物治疗为主。局部放射治疗在此类场景下，主要定位为姑息性治疗手段，并非核心治疗方式。从治疗效果来看，质子放疗与普通调强放疗相比，疗效并无显著提升。目前临床共识仅表明，质子放疗在降低治疗相关损伤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基于上述特点，对于该例多发转移患者，放疗整体并非占据主导地位的治疗手段。而质子放疗相较于普通放疗，在该患者的治疗中也难以体现出额外的显著优势。

病例三：小脑区域存在3cm的囊性转移病灶，请问适合哪种放疗方式？

朱慧教授：小脑区域的囊性脑转移瘤对放疗整体敏感性较低。对于此类患者，若颅脑其他部位无异常病灶，多学科会诊通常优先建议接受外科手术治疗。若外科手术可安全、完整地切除转移瘤，术后再进行局部辅助放疗更为合理。从病灶特性来看，囊性表现提示肿瘤生长速度较快，病灶中央存在坏死、乏氧情况，所以导致对放疗敏感性不高。

病例四：84岁老人，肺鳞癌，病灶5.2cm，基因检测无匹配靶向药，因年龄大，不能手术和化疗，医生建议只能选择免疫（PD-L1 10%）与放疗。请问，5.2cm的病灶可以放疗吗？是否可以先免疫治疗，再序贯放疗？

朱慧教授：针对高龄老年患者，且肿瘤负荷相对较大，若患者身体状况可耐受全身治疗，首先建议以免疫治疗为主。治疗后需密切评估免疫治疗疗效，若疗效良好，待肿瘤持续缩小至稳定状态（即不再进一步缩小）时，再序贯加入放疗，此治疗顺序更为合适。需注意的是，放疗与免疫治疗同步进行时，需警惕治疗相关损伤风险。此外，5.2cm的肺部肿瘤若直接进行放疗也存在较高风险。

结束语

在直播结束之际，朱慧教授总结道：放射治疗在肺癌治疗体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但其技术类型丰富多样，不同病情对应的适宜治疗技术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建议患者及家属们在就诊时应咨询经验丰富的专家或大型诊疗中心的专业团队，以制定契合自身病情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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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慧 教授

山东省肿瘤医院

主任医师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齐鲁卫生与健康领军人才

山东省肿瘤医院肺癌MDT专家组 副组长

CSCO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放疗专业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

山东省抗癌协会 常务理事

山东省抗癌协会小细胞肺癌分会 主任委员

山东省抗癌协会放疗专业委员会 常委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项、CSCO重点项目、科技部重大专项子课题及省部级项目10余项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第一位、第二位）

主要从事肺癌放疗及损伤、脑转移的临床及转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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