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分兵，徐向前如果跟毛主席走，能带走几人？徐向前：只有一个

老覃在前天发布了《徐向前晚年回忆：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以来，一直想离开四方面军》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创建人之一的徐向前，不满张国焘实行家长制的领导，搞一言堂，唯我是尊；也看不惯陈昌浩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行事自作主张。即在长征期间，当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他就向陈昌浩提出由刘伯承到四方面军接替自己的工作，自己要去中央做点具体的工作的请求。

可是，毛主席在草地分兵的前夕，就“北上和南下”的问题，郑重征求过徐向前的意见。

徐向前却选择了跟随张国焘南下。

为什么会这样呢？

徐向前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里面，详细写了当时激烈的思想斗争过程。

他是这样写的：“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中央又来电报要我们带着队伍北上”，“陈昌浩决心南下”，“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们不妨根据《历史的回顾》所写，还原当时的情形。

早在1935年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确定了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右路军先行，左路军殿后，北进夏河地区，准备创造川陕甘根据地。

右路军在包座战斗中全歼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的一个师，打开了北进通道的任务。

张国焘却在率领左路军攻占了阿坝之后，拒绝向右路军靠拢，到后来，直接反对北进，吵着要南下。

为了让张国焘回心转意，陈昌浩那些天来回往中央驻地跑，配合中央对张国焘进行说服和劝告工作。

陈昌浩在九月八日还对徐向前说“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表示即明电中央局商议，坚决执行。

周恩来身患重病，卧床不起。

晚上，中央政治局在周恩来的住地开会。

毛主席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要陈昌浩和徐向前表态。

陈昌浩和徐向前都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

于是，中央以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七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催促张国焘抓紧北上。

哪知张国焘已经铁了心要南下，反而在当天晚上22时发了一封电报给陈昌浩和徐向前，命令右路军南下。

陈昌浩非常为难，拿了这份电报和徐向前商量，声称自己“同意南下”。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我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在九日再次致电张国焘，严厉指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九日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徐向前的住处，征询徐向前的看法。

徐向前当时的回答是：“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

徐向前的回答，虽然没有直接说是要南下，但红四方面军现在已经分成了两半，一半在张国焘手里，一半在他和陈昌浩手里，他说四方面军不能分成两半，就等于说是要南下和张国焘会合了。

毛主席当然不好再说什么了。

夜里，毛主席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速出甘南。

徐向前在10日早晨才知道此事。

前面的部队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陈昌浩捂住电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

徐向前毫不犹豫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无论如何都不能打！”

陈昌浩于是把电话筒重新举到嘴边，下命令：“无论如何都不能打！”

从而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中央后来还派人送来指令，要徐向前和陈昌浩抓紧率队北进。

徐向前看见陈昌浩主张南下，而自己只能带上一个警卫员去追中央，意义不大，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老覃在多年前还发布过《徐向前说自己太过迁就陈昌浩了，细看史料，陈昌浩一直都很尊重他》一文，也是根据《历史的回顾》里的记载，对陈昌浩在西路军行动中事事遵照、事事依从徐向前的建议进行了辩证和梳理。

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徐向前在草地分兵时坚决跟毛主席走的话，绝不至于只能带走“一个警卫员”，甚至争取陈昌浩都有可能。

是他自己太过优柔寡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