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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参加工作第三年的秋天。
师傅老陈把我叫进他办公室时,正泡着一壶普洱。茶汤是琥珀色的,在玻璃壶里沉沉浮浮。他没急着说话,只是用夹子夹起一只杯子,用滚水淋了三遍,再缓缓注上七分满。
“尝尝,布朗山的古树。”他推过杯子。
我双手接过,学着他的样子先闻后品。其实什么也喝不出来,只觉得苦。
“上周你去规划局,见着王科长了?”他忽然问。
我放下杯子,坐直身体:“见了。他说……材料交上去,等通知。”
老陈笑了。不是那种畅快的笑,是鼻腔里轻轻的一丝气音,像羽毛扫过水面。
“等通知。”他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小杨,你知道在这座城市,‘等通知’是什么意思吗?”
我摇摇头。
“意思是,”他放下杯子,杯底碰在玻璃桌面上,很轻的一声脆响,“如果你只坐在办公室里等,那通知永远也不会来。”
窗外的梧桐叶正一片片往下落,金黄金黄的,在午后的阳光里打着旋。
“我刚工作那年,”老陈又倒上一杯茶,热气袅袅升起,模糊了他的镜片,“跟你一样,拿着文件去建委。办事的是个中年大姐,头也不抬,翻了两页就说‘材料不全’。”
“我问缺什么,她说你自己看。我翻来覆去看了三遍,该有的章、该签的字,一个不少。”
“我就在那儿站着,站了十分钟。她终于抬起头,看看我,又看看墙上的钟,说:‘年轻人,下班了。’”
老陈顿了顿,从抽屉里摸出一盒烟,抽出一支,在桌上轻轻磕了磕,却没点。
“那天晚上,我师父——就是你师爷,带我去他家吃饭。吃完饭,他泡茶,也像现在这样,不说话。泡到第三泡,他才说:‘小陈啊,她说材料不全,缺的未必是纸。’”
“我当时没懂。直到第二天,我师父让我去买两条烟——不是多好的烟,就是平常抽的那种。让我下午再去,烟放在文件袋里,一起递进去。”
“你猜怎么着?”老陈终于点上那支烟,深吸一口,缓缓吐出,“那大姐接过袋子,手往下一沉,她就明白了。还是没抬头,但说了句:‘放这儿吧,我看看。’三天后,批复下来了。”
烟雾在阳光里舒卷,变幻出各种形状。我看得有些出神。
“这不是教你去送礼。”老陈的声音把我拉回来,“是教你听人说话。在中国办事,人说的往往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他掐灭烟,开始一个个讲给我听:
“说‘研究研究’,未必真研究,可能是问你有没有‘烟酒’支持。”
“说‘有难度’,是想知道你能为这难度付出什么。”
“说‘风声紧’,是在评估风险,看你值不值得他冒险。”
“说‘先喝杯茶’,是看你的诚意——是真心来办事,还是来走过场。”
“说‘领导出差了’,可能领导真出差了,也可能是告诉你,你找的这个人还不够格,得换个路子。”
他一口气说了十六个。每一个,都对应着我这三年里似懂非懂的瞬间。
“那‘等通知’呢?”我问。
“等通知啊……”老陈靠回椅背,望向窗外。一片梧桐叶正好落在窗台上,叶梗颤了颤,停住了。
“等通知分三种。一种是真在走流程,让你等,你就等。一种是不想办,又不愿明说,拿这话搪塞你。还有一种是……他在等你做点什么。”
“做什么?”
“那就要看人了。”老陈转回头,看着我,“可能是等你想起某个该拜的节,可能是等你通过某个中间人递句话,也可能是……单纯在考验你的耐心。办事啊,有时候就像熬汤,火候不到,味道就是出不来。”
茶水渐渐凉了。老陈把壶里剩下的倒掉,重新注上开水。茶叶在沸水里翻滚,舒展,最后沉在壶底。
“小杨,这些话,学校不教,社会不讲。但你要在这片土地上活下去、活得好,就得懂。”他把新泡的茶倒进我的杯子,“不是让你学得世故,是让你学会保护自己。听懂别人的话,才不容易吃亏;说好自己的话,才能走得远。”
我端起那杯新茶。还是苦,但苦过后,舌尖泛起一丝淡淡的、若有若无的回甘。
那天傍晚,我走出办公楼时,天已经暗了。路灯一盏盏亮起来,把梧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我踩在落叶上,沙沙的响。
手机忽然震动,是规划局的王科长发来的微信:“小杨,你们那个材料,我看了。还有些细节,明天你来我办公室一趟,我们具体聊聊?”
我站在路灯下,看了这条信息很久。然后收起手机,继续往前走。
脚下的落叶沙沙作响,像在说着什么古老的语言。而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能听懂一些了——不是用耳朵,是用这三年磕磕绊绊走来的、还稚嫩但已开始扎根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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