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察科长破获敌特组织，毛主席视察上海时还特意提及：我想见见他

1956年1月19日，淞沪铁路沿线细雨初歇。毛主席一行在上海提篮桥码头附近稍作停留，他突然转头对随行的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郭化若说：“听说你们那位抓特务的科长本领不小，我想见见他。”一句话，把在座几名干部都说愣了。能让最高统帅在视察经济工作的间隙主动点名的人，全国也没几个，而这位“神探”正是公安17师侦察科长吴虎。

郭化若只能无奈地答：“主席，他已调去浙江军区了。”毛主席点点头，吩咐道：“这样的人得用好。”就这么两句对话，把众人的记忆拉回到六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城市保卫战。

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表面上万家灯火，暗地里却暗礁遍布。大批国民党特工、地方武装、逃散宪兵躲进弄堂深处，枪械埋在米缸底、煤球堆，任何一个烟囱里都可能伸出一支卡宾枪。中央军委很快决定：抽调精干野战军骨干，改编为公安部队，专打隐蔽战线。由此，公安17师在浦东应运而生，所属防区东至长江口，南抵浙江乍浦，滩涂纵横、河网密布，适合小股武装钻来窜去。

那年3月，吴虎刚在舟山群岛登陆战中完成营长职务，连汗都没擦干，就被叫到淞沪警备区会议室。郭化若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打明枪你是把好手，暗战更缺你这种人。”吴虎在新四军时期曾做过地下交通员，对城市斗争门道不算陌生，嘴上虽答“服从”，心里却打鼓——前线转暗线，说实话差别大得很。

事实证明，顾虑并非多余。上海郊外的“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很快成为公安17师必拔的钉子。这个组织分两套班子：岸上情报链归保密局少将陆亚尘指挥，武装链则由代号“海狼”的李文达主导，二者互不公开，交接只在黑灯瞎火里进行。要拔钉子，先得找准洞口。

1950年2月6日，一架国民党C-46从东海掠过，丢下两具伞包。部队赶到洋山时发现落地的只是两具尸体，腰上还绑着对沪地图。吴虎看过后皱起眉——枪口距颅骨不过一掌，显然人早在机舱里被近距击毙。空投尸体，大费周章，只能是烟雾弹，用来牵制我方兵力。判断一出，他立刻向师部建议：海上、城区双线收网，尤其盯紧那些看似“闲散”的码头工人。

十几天后，一条小帆船在南汇、川沙交界处扑上滩涂，八十来号装备精良的特务冒着冷雨冲岸。我陆警连阻击，子弹像烧红的钢针，夜色里划出一道道白线。看似强攻，其实全程都在“稳撤”，吴虎当即断定：又是一层幌子。被俘者果然口风松散，供词交叉印证：真正的指挥员陆亚尘已经趁乱藏进浦东深巷。

要挖人，先盯线。吴虎布控的突破口是一名叫李苗首的木材厂“采购员”；此人白天推板车，夜里悄悄换上灰呢大衣在外溜达，口袋里永远揣着几支半新不旧的钢笔。监视两周，线索浮出水面——这些钢笔藏着密写纸，收发电码全靠它。一网撒下，陆亚尘与李苗首同时被擒。审讯室里，两人仍嘴硬。吴虎递根烟，淡淡一句：“今晚气温4度，你那台美制发报机可承受不了海风。”陆亚尘沉默了，知道底牌被摸透。

情报系统瓦解后，还剩作战系统“海狼”。为了让李文达现身，吴虎利用一名被俘小头目王福，放出“李文达已被捕”的消息。不出所料，李文达误判形势，急于重建联络，凡是潜伏工厂、船坞、布店的骨干都被他一次性召来议事。1950年5月21日凌晨，公安17师封死浦东三条要道，四十分钟，擒获胡肇汉、浦汉群、丁兆南等二十余人。胡肇汉正是后来样板戏《沙家浜》中胡传魁的原型，戏里说他是“草包”，可在现实中他手腕阴狠，枪法也准，群众见他被押上卡车，拍手叫好。

阳澄湖区、中环工事、郊县地堡被连根拔起。至1950年底，吴虎手里统计：共捕匪特三百余名，破获各类电台二十四部，暗藏枪支近千。郭化若为此赶制嘉奖令，送到师里，当面只说一句：“做得干净利落。”

这一连串战果在南京军区传开，同期参战的老营长不少，可把敌特系统整块儿掀翻的只有吴虎。毛主席对上海社会秩序尤为关注，他听取汇报时特意记下“吴虎”二字，于是才有了文章开头那场简短却意味深长的询问。

后来吴虎调任浙江军区保卫部副部长，继而回到南京军区掌管政保，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离休。档案里记录的只是职务升迁，行文冷冰冰，而对那些经历过枪光火石的人来说，那几年在弄堂屋脊间的生死较量，比在前线拉锯更绷神。不得不说，敌我对弈，暗线难见血，但照样刀刀见骨。吴虎能在迷雾里找到钥匙，还能一次把锁扭开，靠的不仅是胆识，更是对战场逻辑的准确把握。

上海的夜灯如今依旧璀璨，当年那些暗号早被尘封。只是毛主席随口的一句“我想见见他”，让很多人记起：新中国立足未稳时，一群“拆弹”式的侦察员在后巷中默默拼命，他们的胜负，与万家灯火直接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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