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寿夫被执行枪决，临刑前双腿无力

清晨的露把土壤润到了鞋面，1947年4月26日 南京雨花台，队列一字排开，32名宪兵押着人走，手铐脚镣叮当作响，深蓝旧军装沾满尘，背已经直不起来，他一步迈不稳，手指攥得发白，腿抖得厉害，宪兵架着胳膊往前拖，人群围在木栅外盯着他看，眼神很冷静，很坚定。

木牌举在空中，“血债血偿”四个字落在风里，黑白遗照贴着胸口，人挤人，有位白发的母亲冲到线前被拦住，声音竭尽全力喊着儿子的名字，1937年的秦淮河她记得很清楚，河面浮着人，船只能绕行，他听见这声喊，头更低，脚步更虚，现场没有嘈杂，只剩呼吸和脚步。

把时间推回到1937年12月13日 中华门，城门被攻破，第六师团压城而入，他坐在马上举着军刀，口令落下，“自由行动”三个字传到街巷的尽头，枪声从城墙那边延到河边，火光照着屋脊，秦淮河的水颜色沉下去，街角空空的门洞里堆着家具和鞋子，路两侧没有说话的人。

1937年12月16日，拉贝日记里留下一行行现场，白天到夜里，枪声没有停，士兵闯进屋，把人捆在柱子上，当着面侮辱家人，最后刺刀挑起，两人倒地，纸页上墨迹渗开，名字和门牌号都写清，后来这些页成为证据，摆在审判的桌面上。

六周的时间里，案卷里堆着地点和数字，草鞋峡的江边扎起人群，机枪扫射后再挨个刺刀补击，尸体点火焚烧，中山陵附近的防空洞闷住了百姓的呼吸，手榴弹丢进去，震动把土往下震落，洞口终于安静，只剩烟气往外吐。

1938年2月他离开南京坐船回国，站在城头看了一眼满城的破败，说了句三个月后没人再提反抗，可街坊邻里的本子上有字，拉贝的日记 魏特琳的书信 幸存者的疤痕都在，土层下面埋着骨骸，时间往后走，证据没有走丢。

1945年局势翻页，他躲在东京的老宅换上商人的外套，名册上早有他的名字，引渡手续一道道走完，1946年8月1日 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庭，铁门开关响，他被押进来，说自己“奉命行事”，把责任往上推，眼神飘着看窗外。

辩护方提到“证据不足”，屏幕亮起来，随军记者的影像放出来，树上绑着人，刺刀在光里闪，“杀人比赛”四个字出现在字幕上，镜头扫到他站在一旁点头，旁听席传来抽气声，长椅的木头被抓出细小的痕。

临刑前他要写遗书，纸摊开半天没有字，眼神落到窗外的麻雀，手又抖起来，最后写了“悔之晚矣”四个字，宪兵催促站起身，他挪不动，被人从腋下抬起来，裤腿湿了一片，10时整，口令落下，枪声在土坡上炸开，他向前栽倒，地面扬起一层灰。

消息传进城内，报馆的铅字排成标题，《中央日报》整版报道 “血债终偿 南京新生”，街坊在门框上贴红纸，家家点灯更早睡，安全区里做过救护的护士握着剪报说了句话，“这一天我们等了九年，不为报复，是为告慰”，院子里风吹过晾衣绳，影子在墙上摆动。

期间有人提过“从轻处理”的想法，说利于关系缓和，市民把名字签在联名书上递到门口，排队的人从巷口到街口，法庭扛住压力，判决写得清楚，对死者的尊重落在每一页纸上，落在每一枚印章上。

第六师团后来在太平洋战场被打散，名单上一个个被划掉，参与者有人被判处，有人留下忏语，一位日本老兵在晚年的记录里写到噩梦，梦里走不出南京的街巷，走不出眼神里的凝视，醒来以后坐在床沿不说话。

雨花台的树长得很高，石阶被脚步磨得发亮，花束一年到头放在碑前，12月13日的日子人更多，孩子们站在大人的身边看着名字，一排排读过去，讲解员的声音很平稳，历史写在墙上，写在展柜里的证物上，写在还在生长的城市里。

这起审判不是一个人的终点，它把法律的边界画清，把证据与责任对应，把战争与平民的距离讲明，“正义得以落实”这句话不能只留在口头，要落在程序里，落在判决里，落在执行那一声枪响里。

时间往后，人们在更安定的日子里生活，以史为鉴不是口号，是把教训变成制度，把记忆变成教育，把和平变成每一天的秩序，国家更强，人民更安，这是从那一页页案卷里走出来的结论，不喧哗，不夸张，稳稳落地。

这个名字留在史册的方式已经确定，任何践踏生命 违背法律的人，再高的军衔再硬的背景，最终都归于审判，这不是一句重话，这是可被复核的事实，在南京的天空下，在雨花台的土坡上，在一座城市与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