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因辐射患癌，杨振宁问他：两弹成功，国家给你多少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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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拾月

图文|琉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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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暮春，北京301医院的海棠花瓣正往下掉。

邓稼先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却硬让护士把床头摇高30度。

他要看清妻子许鹿希递来的核试验图纸。

杨振宁从纽约飞过来，一进病房就攥住他的手。

这位拿过诺贝尔奖的老友，看着昔日西南联大的同窗，轻声问：“稼先，两弹成了，国家给你多少奖金？”

邓稼先嘴角动了动，伸出两根手指。

“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病房里静得能听见输液的滴答声。

杨振宁愣了，他的诺贝尔奖金扣税后能买一栋别墅，而眼前这个人，把蘑菇云变成中国的盾牌，只换回两张“大团结”。

归国赤子，把名字藏进戈壁

1950年8月，26岁的邓稼先拿到普渡大学博士学位才9天，就登上了回国的客轮。

那时候他被称作“娃娃博士”，圆脸挂着笑，谁都想不到这个腼腆的年轻人，会扛起国家的核盾牌。

本来他在中科院搞理论物理，论文发了一篇又一篇。

1958年的一个晚上，钱三强把他叫进西郊的灰色小楼，给了他一份没标题的密令：搞核武器。

他回家只跟妻子许鹿希说“我要调动工作”，再问，就只剩沉默。

这一沉默就是28年。

父母不知道他在哪，朋友找不到他的人，学术圈里再也没见过他的名字。

实际上，他扎进了罗布泊的荒漠里，身边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

没有先进设备，他们就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演算。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

试验站里炸开了锅，邓稼先却躲进帐篷，在笔记本上写了四个字：“K.O.，老美。”

这四个字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提气，那是中国人终于挺直腰杆的底气。

两年零八个月后，氢弹又爆了。

这个速度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西方媒体喊着“闪电突破”，可没人知道他们在零下二十度的帐篷里，靠喝酱油汤提神，守着386公斤的计算机算到眼睛发红。

致命38秒，他把命挡在核弹前

1979年9月13日，意外发生了。

氢弹空投试验时降落伞失灵，弹头“砰”地砸在戈壁上。

指挥部急得跳脚，这东西要是炸了，半个西部都得成无人区。

“立即找到弹体！”命令刚下，邓稼先已经跳上了吉普。

同行的赵敬璞要抢先，被他一把推开：“你家里还有老婆孩子，我去！”汽车在裂着缝的盐碱地上颠了40分钟，终于找到了半埋在土里的弹头。

他第一个冲过去，把弹体碎片抱在怀里检查。

确认没裂的那一刻，他松了口气，转头跟同事说：“你知道放射性啥味吗？我舌头现在都是甜的。”

这句话轻得像玩笑，却藏着死神的通知。

那38秒的接触，他承受的辐射量，是安全值的几十倍。

从那天起，他的身体就垮了。

白细胞降得离谱，淋巴细胞变得畸形，可他照样往厂里跑、下井检查、去爆心指挥。

1985年7月，他从罗布泊回来，在会议上脸色惨白得吓人。

张爱萍将军当场发火，勒令他立刻去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了：直肠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脏和淋巴。

医生跟许鹿希说，最多还有一年时间。

20元奖金，是最贵重的勋章

杨振宁来探视时，问起奖金的事，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邓稼先笑着说“够买两包大前门”，可他不知道，这20元的来历有多不容易。

1964年原子弹成了，国家给了1万元特别奖。

九院人多，单位又凑钱补到10多万，最后按贡献分档，10元、5元、3元。

他拿最高的10元，氢弹成了再拿10元，凑够20元。

1986年6月，中央军委终于为他解密。

《人民日报》头版登出《两弹元勋邓稼先》，全国人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

可那时候，他已经握不住笔了。

7月29日，他最后一次清醒，跟妻子口述遗嘱：“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我们的工作要奔世界先进水平，别让别人把我们落太远。”

他还请求去看一眼天安门，救护车绕着广场慢慢开，他隔着玻璃看车流，轻声问：“30年后，人们还会记得我们吗？”

当天傍晚，他走了，才62岁。

追悼会上，张爱萍将军念诗：“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

八宝山外，上千市民举着横幅赶来，上面写着：“邓稼先共和国不会忘记！”

现在清华园里有块小石碑，只刻着一句话：“他让中国有尊严地站在这个世界上。”

今天“华龙一号”出海，“人造太阳”放电，实验室墙上还贴着他的话。

我们这代人没经历过没核的日子，可我们该知道，这份安稳，是有人用命换来的。

去年我去301医院旧址，海棠花还在开。

风一吹，花瓣落在长椅上，像1986年那场对话从没结束。

20元奖金买不来什么，可它撑起的民族脊梁，比什么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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